目錄
◎解析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，我們能看到什麼？
◎地獄中尋找出路
◎從局內人的視角看啟聰教育
◎好好談性教育，孩子就會懂！
解析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，我們能看到什麼？
–「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研討會」現場報導
文 / 王士誠
2010年底，人本基金會揭露了南部某特教學校的性侵案；跨時多年的一起起案件，彷彿連珠砲，轟得輿論譁然不止，更轟出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和彈劾案︱監察院經過調查後，指出該校多年來共發生164件性侵案，並據此彈劾了17名官員。
看起來，該案的面目已相當明確：這是校方與教育體系多年來未善盡職責所造成的巨大悲劇。然而，人本基金會在今年五月四日舉辦的研討會，卻又為這個悲劇帶出了更多、更深、更值得追尋的剖面。
封閉的校園，使人性的醜惡現形。
研討會共分四場，第一場的主題是「案例研討」。毫無意外地，台灣發生過性侵案的特教學校，不只一所。多年前，北部一間特教學校，就發生過類似的案子，而當時協助處理該案的資深特教老師郭色嬌，透過錄影，在研討會上現身說法。
郭老師一開口便說：「當年，我們是從教學來切入處理這個案子。」教學？碰到性侵案，直覺上不是該先引入法律專業嗎？怎麼會從教學著手？「法律的事，當然有人處理，但孩子的問題要從教學下手。在學校感到無聊，是製造問題的溫床，如果孩子找不到學習的興趣，一定會發生很多事。」確實，若孩子對校內課程或活動興緻缺缺，為了排遣在校的無聊時光，而把目光轉往直接的生理刺激，也不難想像吧？因此，郭老師當時就在台北市特教科楊麗珍科長的支持下，進入北部的該校，大力改善其教學狀況。
郭老師的主要工作，是落實特教領域本該注重卻常被忽略的「個別教學計畫」（IEP），也就是協助校內老師，為每個學生量身打造教學計畫。這不是件輕鬆的事：郭老師與楊科長常常在課餘時間與該校老師開馬拉松會議，直到深夜；她們更舉行多場IEP研習，並請每位參與的老師務必要在研習後繳交報告。
如此嚴格的要求，使許多人不堪負荷而辭職或轉任，卻也留下了真心為孩子設想的老師；認真教學的老師多了，不被關注的、沒有學習興趣的學生就少了，校園性侵的情況也就得到了控制。郭老師的經驗說明了：教學，永遠是校園問題的根源，也是解決問題的關鍵；學校若能認真辦學、看到每個學生的需要，所謂「校園問題」是很難發生的。
郭老師有楊科長的全力支援，也得到許多特教老師的合作，這或許是一種幸運；很多時候，有心為孩子做事的老師，是孤立無援的。東華大學的蕭昭君老師就說：「人本南部辦公室的張萍主任常常和我談這些案子，我每次都深深地覺得『孤臣無力可回天』，個人的力量，看起來很難改變大環境。但我有時又會想，那也不一定。」
蕭老師舉出南韓光州的校園性侵事件為例：一所私人特教機構的教職員長期性侵孩子，卻從未被發現，直到某新進老師出面揭發，再加上有作家以此為題，寫了小說《熔爐》，而該小說又被改編為電影，這才引起南韓全國關注，使加害者面臨司法懲處、國家立法加強監督特教系統。「所以，說不定在某個時候、某個人做了點什麼，事情就不一樣了。」蕭昭君說。
可是，長年的性侵事實，外界為何會一無所知？蕭昭君在研討會上，也提到美國緬因州一所聽障學校的案子，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些端倪。
該校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都有性侵事件發生，1960年代起擔任校長的羅柏．凱利，就是多起性侵事件的加害人。該校長在當時的美國特教界，地位有如「天神」，而該校位在海上，只有一條聯外道路；因為對「專業權威」的信賴，外人很難想像學生們所受的苦，加上交通不便，該校實際上是個對外封閉的地獄。就如張萍對此的回應：「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，人醜惡的一面就可能出現，那是對人性的考驗。」
體制強化了封閉結構
可見，校園裡的癥結並不止於性侵案，還有學校的封閉性；但這種封閉性是經年累月的積習，正如研討會第二場中，輔大法律系吳志光教授所說：「擔任教育部性平委員會委員這麼久，我很清楚地知道，這種長年形成的校園文化，讓人很難進得去。」
有多難？吳志光舉例：「張萍對我說過許多個案，可是那間南部特教學校是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管的，雖然中辦做得很差，教育部卻不能直接插手。所以我有一次就請張萍直接寫信給教育部檢舉，這樣子教育部就有理由可以繞過中辦來處理了。」就算主事者辦學再怎麼不力，連總管全國教育事務的教育部，都可能受限於體制而無法直接介入，這個封閉結構的難解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但，要說教育部真的有心衝破教育系統的封閉性，卻也未必。2011年9月，彰化師大的陳金燕教授受教育部邀請，與幾位教育部外的專家，一起組成了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的輔導諮詢小組。沒想到，隔年的2月，在中辦藍順德主任主持的一次小組會議後，教育部便再也沒有聯絡過小組成員了。
陳老師說：「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突然就再也沒有會議了，我們因此沒有理由再進那所學校幫忙，我甚至不知道小組的存廢與後續運作情形。最後，教育部在2012年9月送小組成員感謝牌，就算是明確終結了這個小組。幸好，我早已經把諮商工作委託給我一個在當地的學生，請她繼續為孩子諮商，直到經費用盡。」由此可知，教育部恐怕也有意無意的，不讓「外人」有機會進入教育體系。
更可怕的是，即使教育體系內部人員想處理這些事，也有困難。張萍在研討會上便報告了一個例子：該所南部特教學校的一位校車隨車人員，剛到校工作，便撞見校車上的性侵事件，他詢問資深職員如何處理，得到的回覆竟是：「這是小事，不用上報。」他信以為真，於是此後又遇到兩次性侵案，也都沒有通報。而事實上，這位隨車員一直以來，都被排除在學校的性平會議之外。
特教學校原本就是一個外界較不易窺見的系統，而教育體制又加強了這種封閉性，校方那醜惡的手，當然就可以毫無顧忌地，將每個想為孩子討還公道的人玩弄於股掌之間、將孩子的苦難遮掩得密不透光。
逼得「受害人」成為「加害人」，卻還要落井下石！
而在這幽暗之中，孩子們怎麼了呢？第二場研討會中，蕭昭君老師說了一個案：「我有個學生，是那所南部特教學校畢業的。他告訴我，自己認識的一位學姊，曾經遭到性侵；後來，這位學姊與另一位學姊吵架，為了報復，便找以前性侵她的人，去性侵對方。
「我聽到這件事，非常震驚。我在想，可能是他們被侵犯後，沒有人理解、或幫助他們解開這痛苦，所以當他們又遇到痛苦的時候，不曉得怎麼發洩，只是直覺地也想讓別人嚐到痛苦，於是就去侵犯人，或叫別人侵犯人。或許，這就是我們看到很多『受害人』成為『加害人』的原因。但這方面的本土研究太少了，我們很難細緻的去理解。」
何止不能理解？有些人甚至會對他們落井下石！
第三場研討會上，政大法律系的劉定基老師就說：「我幫人本替這些孩子談國賠，校方拖了半年不和我們協議；終於開始談了，卻又做出很多不對的事。就像有一次，和校方約好時間開協調會，我們搭了高鐵去談，他們卻說，家長和孩子沒有到場，不能談，當場就要我們回去，完全不管《國賠法》當中可以由委任人來談的規定。我想，他們是認為，只要家長和孩子在場，就可以操弄人情、施加心理壓力，達成他們想要的結果。
不僅如此，「和我們談協議的人，竟然包括應該負責的官員，這是球員兼裁判！而且，他們竟然破壞《性平法》的規定，在談協議的場合，要求重新詢問證人，想問出新的『事實』，還說出『你們關心的是學生，我們關心的是公務人員』這樣的話。」
事實上，校方試圖壓迫的人，不只是孩子而已。該校曾任性平委員的一位老師，在研討會上，也訴說了自己被校方打壓的經歷：「事情發生時，我剛好輪到當性平委員，我覺得一定要查清真相，並且堅持辭退一些嚴重失職的人。像校內有個導師，性侵學生長達一年，我要解聘他，有人卻說，他還有小孩，沒了工作怎麼辦？
「即使這樣，我還是盡力查出了一些事實。照規定，我的行為應該要敘獎，但學校不只拖了很久才記我一支小功，而且在記功的當天，同時捏造『謊報腸病毒疫情』的理由記我兩支申誡。在性平委員任內，我的工作量變大了，有特殊障礙、要花很多力氣的孩子，沒人想帶，一定會排給我；但是配合學校的人，福利都很好，有的課變得比較少，有的還調到別的學校，升官去了。我還曾經聽到國民教育署的官員告訴那些被彈劾的人說：『既然監察院要你們下來，也很好，你們好好休息，以後再服務這間學校。』我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，自己還能撐多久。」
歧視，是這場悲劇的源頭。
這位老師的發言，博得全場的掌聲，但他的眼神，並沒有因為這些鼓勵而露出任何光彩。畢竟，掌聲再巨大，也傳不進那個盤根錯節的不義結構裡。
就如第四場研討會一開始，人本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所說：「人本和一些學校見義勇為的教職員一起處理了多年性侵案，通常都可以慢慢地打開學校的門，但特教學校的案子，雖然讓最多人感到難受，卻也最難介入。我想，這涉及我們看特教生的眼光。談特教生性侵，總有人說『他們的感覺和我們不一樣』，這到底是不是隱含歧視？」
算不算歧視，實在很難說，但我們對聽障人士的瞭解與幫助仍不夠，是可以肯定的。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理事長黃淑芬就說：「我自己讀啟聰學校時，校內很多老師不會手語，竟然要叫我這個會手語的學生當小老師，實在很奇怪。在啟聰，通常手語好的老師就教得好、關心學生，因為容易溝通。現在，手語在大學特教系裡不是必修，很多啟聰的老師不會手語。但即使聽障生會讀唇語，有時還是要靠手語翻譯才能精確地學習，所以我不希望以後還有不會手語的老師來教聽障生。
「除了手語，聽障教育裡還應該考量到『聾文化』，例如，我們是靠視覺學習的，所以教學場所不能有東西高高放著，擋到我們的視線，而且要多使用肢體動作；這些，都是現在聽障教育缺乏的。」
我們對聽障生的不友善，可能表現在更幽微的地方。人本南部辦公室工作委員黃俐雅曾自行請纓，到該南部特教學校，為孩子上性教育課，她回憶當時的情景：「很多人說，就算教了性教育，他們也不一定懂。可是我發現，他們不只懂，還問了很多問題。他們有人問，是不是被性侵後，婚姻就再也不會幸福？也有人問，聾人生的小孩，會不會也是聾人？他們的問題，往往關係到自己未來的生活，都非常重要。後來，在場有的老師竟然制止學生發問，我這才慢慢體會到，那些老師很可能根本不相信他的學生能活得和一般人一樣。然而，他們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。」
那些老師心裡「特教生不用知道那麼多」的想法，或許是覺得他們「知道太多也沒用」，也可能是認為「學這些對未來沒幫助」，看似體貼，其實隱隱約約地流露出對特教生的不信任，這和歧視他們，不過是一線之隔。
與其替特教生「設想周到」，不如提供足夠的資源，支持他們走上自己想走的路，這才是真正的特教。舉例來說，在台灣，我們很少在大學裡看見特教生；然而，立委鄭麗君卻在研討會上表示：「我九○年代初在法國讀博士班，當時班上就有兩個視障生，課堂用書都有盲人點字版本，可見特教生進高等教育不是辦不到，而他們進高教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麼『辛苦』，那就是他們的自我發展。」
說到底，如果我們只是看到特教生的「特殊」，而不能設法和他們一起過著「普通」的生活，那所謂的「特殊對待」，究竟不是一種幫助，而只是歧視。這樣的歧視，正如那所南部特教學校某些教職員對性侵案的辯解-他們的感覺和我們不一樣！只會帶來悲劇。
在地獄中尋找出路
洪素珍老師談性侵案中的「受害者」與「加害者」
◎王士誠
世人在他們身上看見的黑暗、暴力與扭曲，其實就是他們童年所面對的世界。
︱英國資深心理治療師約翰．伍茲
從人本南部辦公室主任張萍的口中，我第一次聽見了這句話；她引用這句話，為自己在今年五月四日「南部特教學校性侵研討會」的發言做結。顯然，她認為那些孩子們震撼社會的行為，是源於他們過去所承受的苦難。
確實，那些所謂「加害」他人的孩子，有許多也曾經受害。對於他們的經歷，我雖不能感同身受，卻也十分同情；然而，我仍不能理解：遭遇過痛苦的人，不是會直覺地迴避那些記憶嗎？怎麼會…在他人身上「重現」他們的痛苦？
因此，當我聽說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洪素珍老師，多年來致力於研究性侵受害人與加害人的心理狀態時，便不由得想向她請教了。
刻板印象以外的「受害者」與「加害者」
洪老師專注地聽完我的提問，緩緩地說：「我想，我們可以先不要用『受害』和『加害』這兩個名詞，那裡面牽涉了很多想像出來的樣貌，有時會讓人看不見當事者真正的樣子。我們可以先回到『人』的身上來看這些事。
「大家都同意，只要是人，就有與人親密的需求，而人和人之間最親密的關係，就是性；所以，兒童、青少年在發展的過程中，會有性探索，是很平常的事。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和朋友、家人、熟人有不同程度的性探索、性遊戲經驗，就是明證。」
許多人小時候都曾在打鬧中碰觸玩伴的性器官、第二性徵，或相互開開「黃色笑話」，也常看到孩子們的遊戲裡、唸謠中，有「色色的內容」；人與人之間的性探索，確實比我們所以為的，更常出現在生活中。
「但這些探索或遊戲，通常不會越線。遊戲的參與者，彼此對等，沒有權力的上下關係；而所謂『性侵』，可以看作是這種權力關係的越線，或許是一方的年紀大、力氣大，或某些原因，使他能夠扭曲原來的權力關係，對另一方造成壓迫。」
洪老師接著說：「人生活在群體中，身心自然會有想被照顧、與他人親密的需求，孩子當然也是。所以有些『受害』的情況，對當事人來說，不過就是他喜歡某個學長姊，因此只要學長姊希望他做的事，不管是口交、肛交…他都願意做。他們是在滿足自己對親密的需求，而在過程中，越過了那條線。當事人之間的關係，其實不完全是人們習慣的『加害者』和『受害者』這兩個詞彙所能描述的。」
洪老師進一步說明：「在這種關係裡，他們雖然一方面滿足了自己對親密的需求，但另一方面卻也很可能有生理的疼痛、心理的痛苦，或是感到被壓迫、被控制；這些負面感覺和親密的滿足感總是交纏著出現，使得他們很難把兩者分開。因此，經歷過這些的孩子，很容易把人際關係『性化』，以為人和人的關係就是性關係；當有一天又希望和人親密時，也就只會如此對待他人，或接受他人如此對待自己了。」
把人推進地獄的惡魔
洪老師的說法，不禁讓我想到，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爆發時，許多特教學者與該校職員曾表示：「那是人的生理本能！」或「他們的感覺和我們不一樣！」，言下之意，事態所以演變至此，都是孩子的責任，而與他們無關；於是，他們就算對身心受創的孩子不聞不問、對期待公道的家長相應不理、對知情不報或無力處理善後的教職員放任不管…似乎也沒什麼大不了，不是嗎？
然而，對洪老師而言，正由於孩子的狀況特殊，大人才更該負責，她說：「我們不能只看到『加害』或『受害』的行為本身，而應該全面地來看孩子，這是為了不讓我們陷在加害或被害的刻板印象裡，然後才能站在幫助孩子的立場，運用教育的、輔導的、各方面的專業，設法使孩子有能力去辨別、拒絕那些要把不對等性關係加在他們身上的強權。更進一步，當孩子面對自己天生的性需求時，要使他們有意識地做出選擇，而不是不經思考地被帶著走。」孩子們特殊的身心狀態，不是大人可以無所作為的藉口，而是大人們應該積極行動的立基。
洪老師又說：「孩子在一些性關係中，很可能有痛苦、被控制的感覺，而如果那些感覺沒被理解，就會變成一個瘤，背在他身上。日後，他就有可能透過所謂的『加害行為』，誤以為自己獲得了控制權、解除了痛苦、處理了這個瘤，但那不是真的。」可見，孩子們「受害」時，固然承受了苦難，而在所謂的「加害行為」中，他誤以為自己超越了苦難，甚而可能重複該行為，這又是一種苦難︱過去的傷痕不僅未消，還隨著一次次虛無的「超越」，越刻越深！
「我並不是說，這些孩子不該負法律責任。」洪老師表示：「如果他們的行為涉及司法，當然要有法律來處理。但除此之外，實在不該再不明究裡地扣他們一個『加害者』的大帽子，那只是看到他的一面，而沒有把他當成完整的人看待，是偏頗的。如果這樣，我們的所做所為不就是在把一個需要幫助的人推入地獄嗎？」
先把人推入地獄，再將「厲鬼」的帽子扣在他頭上，若非惡魔，誰會這麼做呢？我們可以想想，在南部特教學校案裡，出現了多少惡魔？而被惡魔推下地獄的孩子們，又有哪裡像個厲鬼？︱除了他們與厲鬼一樣，都在受苦以外！
更可怕的是，當人本基金會向校方、向教育部提出籌組專家團隊，以協助孩子心理復健、加速該校回歸常軌時，官員們對此請求不是置之不理，便是虛應故事，而好不容易成軍的諮商團隊，也在幾個月後，忽然沒了下文（註）。那些惡魔，不只逼人為鬼，而在看到地獄洞口垂下了救命繩索時，更毫不留情地將之截斷，直欲使人永世不得超生！
無間地獄，可有出路？
「我總會想，那些受性侵，或被毒打、被惡意忽略的孩子，他們的世界是什麼樣子？很可能就是純粹的暴力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所以他們面對這世界時，當然就會用所謂『暴力』的方式啊！他不過就是用他學到、看到的方式來對待世界而已，而這世界卻因此指責他。」講到這裡，洪老師的眼神透出一股哀傷。
難道，只要孩子碰上這些事，就無可避免地會被地獄吞噬嗎？「同樣遇到那些不幸，每個人的反應都不同，結果當然也不同。」洪老師回應：「這和人先天的氣質、後天培養出來的性格、可取得的家庭與社會資源都有關。孩子要是能得到越多資源的支持，就越不會陷入困境。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：如果孩子從小就被人好好地愛著，便能學到『不管我發生什麼事，都有人會愛我、幫我』，那麼他遇到不幸後，復原的能力就會比較強，或至少是求助的動力比較強。因為他相信，雖然有人欺負他，但也一定有人支持他。
「孤獨的孩子是最容易陷入危險的。因為他期待與人親密、渴望有人愛他，這很容易被人利用，讓他為了被愛、為了追求親密，而扭曲了與別人的權力關係。所以務必要讓孩子感覺得到大人對他的愛，他將會因此有自信，知道自己不必屈服於別人來討愛，因而就有動力抵抗強權、有動力求助。」洪老師說。
從南部特教學校案的孩子身上，世人看見了黑暗、暴力與扭曲，但那其實是他們周遭世界樣貌的反射；若是能釐清這一點，就會知道：當我們帶著瞭解、支持、愛來接近他們，他們同樣能反射出這些美好；如此，有朝一日，他們自己或許也就可以長出這些美好的力量，脫離那無間地獄。
註：
彰化師大心理諮商系的陳金燕老師，曾參與教育部成立的一個專家諮商團隊，為這所南部特教學校的孩子們進行心理復健。但運作數月後，教育部毫無說明地中止了該團隊的一切會議。陳金燕老師在「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研討會」中曾提及此事，可參見本期的記錄報導。
從局內人的視角看啟聰教育
訪中華民國聾人協會前理事長黃淑芬
◎胡詠晴
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的前理事長黃淑芬，曾在台北啟聰學校任教十年、從事手語翻譯員培訓的實務工作長達十五年，她長期關照台灣聾人教育文化發展，對於台灣聽語障礙族群所面對的困境與現狀，有深刻的見解。
我們邀請她，談談多年來在啟聰學校的見聞，還有聾人的溝通交流，與聽人有哪些不同？我們期待透過她的視角，對聾人的生命處境，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；對於在南部特教學校浮出水面的案件，也能拓展出深入理解的路徑。
在家中排行老大的黃淑芬，共有六個手足，在那個年代，由於德國麻疹和小兒麻痺猖獗，她和大弟都因為發高燒、施打抗生素過多，導致聽覺神經受損。經醫師檢查，黃淑芬只有一百多分貝的聽力，但聲帶沒有受損，還能學習說話，而大弟則是完全失聰，也無法開口說話，只能讀唇和手語表達。
剛開始，黃淑芬被送至一般小學讀書，老師不會比手語，她上課常常聽不懂，和同學相處也常無法溝通，讓她感到相當寂寞，上學變成一件辛苦又不快樂的事；同時她看到大弟在啟聰學校，用手語和同學聊得天花亂墜，上課讀書都很愉快，便告訴父母她也想去北聰讀書，沒多久就轉到了北聰。
對於校園性暴力事件，不見積極處理的能力。
黃淑芬回憶在北聰讀書的時候，對於性侵害或性猥褻事件也時有所聞。
她曾經聽說男老師對女同學言行猥褻，只是並不確定受害同學被侵犯的程度，後來女同學將受害過程告訴同學和學長，透過同儕的力量，邀集一群男同學在放學後將該名男老師「蓋布袋」圍毆，事後，也不見男老師報警聲張，彷彿心虛。
只要學校發生這類事件，最常見的作法，就是讓雙方結婚，或辦理休退學。對於性暴力事件以結婚作為解決途徑，讓我感到不可思議，黃淑芬解釋，除了因為當時社會風氣保守，也因為聾人進入社會職場不易，找尋婚配對象有困難，才讓結婚成了解決問題的一個選項。但她看過因為發生性侵而結合的婚姻，幾乎全是悲劇收場。
另外一種解決方式，就是校方通知雙方家長，並讓其中一方離開學校。但同樣的，不論是讓性侵的加害者或受害者離開學校，都沒有真正的解決問題。
踏出社會，黃淑芬有機會到台北啟聰學校擔任代課老師，剛到北聰教書的第一年，她接任小學部高年級、多重障礙的導師，在她接手之前，班上已發生一件男同學以湯匙性侵女同學的事件，地點就在活動中心的講台底下。學校追蹤調查後，發現體育老師曾在上課的時候，要男女同學互相觸摸身體、表演色情猥褻的動作，黃淑芬呈報訓導處後，該名老師立即申請調職，離開北聰。
但是，有問題的老師沒有被解聘，只是此校調彼校，卻沒有其他積極的保護學生的作法，對學校而言，似乎變成事情只要不在本校繼續發生，就是解決之道了，黃淑芬說：「雖然學校有往上呈報，但是，只能這麼消極嗎？學校能不能有更多積極的作為？」
性知識的不足，是造成特教學校發生性侵事件的普遍因素，受害者對自己受到侵害的事實沒有充份的理解，或是基於校園內的權力關係（老師對學生，學長姐對學弟妹）而有所隱忍，都是特教學校性侵害案常見的狀況。
每個受害者面對這類事件的反應不盡相同，黃淑芬說，有些受害者的反應是報復，大肆宣揚加害者的惡行；但也有人選擇逃避、封閉自己、不願再與人互動；有的則棄守自己身體的界線，與異性互動流於輕佻…不論是哪一種，這些心靈受創的孩子都只能自行尋找出路，學校對學生的輔導不足，未能及時處理並協助心理治療，而讓這些傷害遺留、擴大，成為一輩子的傷痛。
手語，走入聾人內心世界的鑰匙。
在南部特教學校案件的諸多爭議點中，我們發現，要教聰類學生的老師，卻有一定比例是不懂手語的。肩負教育聰類學生的責任，啟聰學校老師真的可以不會手語嗎？對於聾人而言，手語的義意為何？只依靠唇語和筆談，有什麼不足？
黃淑芬說，對聾人而言，讀唇語是一種為了生存而發展出來的能力。因為聾人聽不見聲音，為了能與家人和外界溝通，他們通常會專注讀懂別人說話的唇型，所以或多或少能辨識別人在說些什麼，只是，光靠讀唇語，也有未竟全功的時候。她舉例，像是「學校」、「睡覺」、「水餃」等名詞，在唇語看起來幾乎是一樣的，如果沒有放在完整的語句脈絡上揣摩，偶爾還會出現誤讀的狀況。
黃淑芬認為，要讓聽人與聾人交流順暢，口語、手語的雙語教學是比較好的作法，手語意境豐富生動，對只靠口語和筆談的「聽障邊緣人」而言，不啻失去許多對外交流的機會。
對於家中有聽語障的孩子，有些家長會主動學手語，積極參與孩子的生活事務；然而，部份經濟弱勢的家庭，父母忙於生計，無暇再花費心思學習手語，只能被動讓聽障的孩子，透過讀唇來互動，到了某一個階段，父母缺乏積極主動聆聽的工具，很容易與孩子產生隔閡。所以，黃淑芬在中華民國聾人協會服務期間，努力推動「手語、口語雙溝通」的模式，因為手語是走入孩子內心世界的鑰匙。
即使啟聰學校一再勸導學生注意校園安全、避免留校，但渴望與人互動、探觸世界，是孩子的本能，聽障生喜歡放學後留在學校，因為學校有同儕朋友、有可以手語交流的同伴，黃淑芬說：「如果家庭裡又缺乏可用手語，與之談話和給予溫暖的人，情況會更明顯。」
細膩對待聰類學生內心的曲折
黃淑芬認為，啟聰學生多半使用口語和手語輔助表達，但還是經常會產生誤解，再加上手語文化裡，用字比較直接，較少聽人說話時常見的委婉語氣，很容易因為過於「直接」，造成接收者的傷害。
比如，一般人可能會說：「如果你現在還不懂，可能只是還沒能力理解它。」但在手語溝通時，講求立即的傳遞資訊，句型多由簡潔的單字組織而成，所以常常會演變成：「你、不懂、笨。」而孩子的學習，也是從環境潛移默化而來，直接的表達成了習慣之後，孩子就不知道自己轉譯成一般口語意思時，就變得尖銳，而招至誤解。
所以，黃淑芬經常對啟聰老師倡導，在表達上要盡可能慎選用字，溝通上要更將心比心，而且聽障的孩子，視覺比常人更敏銳，所以聽障生更懂得鑑貌辨色，需要老師週到細膩的照顧。
由於並非每個老師都會手語，因此，啟聰的孩子在溝通和表達上，較同齡的孩子更容易受挫，讓老師與學生都容易累積較多負面情緒，溝通理解的挫折，有時會轉化成暴力行為。
黃淑芬說，擔任啟聰老師需要更多耐心與智慧，不能只從表面行為來理解他們，更要去面對孩子內心的曲折。試想，小孩不是常常因為大人聽不懂自己真正的需求而發脾氣嗎？對聽障孩子而言，心裡的難受委屈可能更多。她曾經在協助其他老師排解學生之間的糾紛時，看見那孩子激動的用手語說：「老師都不願意聽我說！」那無聲的力量是如此震憾她的心扉，孩子的忿忿不平，讓她感同身受而心疼不已。
黃淑芬說，目前的教育體系並不完整，據她了解，在北聰僅有二十％的老師具有丙級手語翻譯證照，試想，這樣的情況之下，老師要如何教孩子國英數理化史地？特別是數學，很多聽語障的學生數學程度普遍不佳，但這並不是智力上的問題，而是老師根本不知道怎麼用手語教數學，缺少流暢的學習工具，不但造成外界對聽障生數理能力低落的錯誤印象，聽障孩子的受教權，更在此被犧牲了。
不少家長希望聽語障礙的孩子可以去讀一般學校的資源班、接觸所謂「正常」的環境；但是黃淑芬認為，也應該讓更多人來關心啟聰學校的發展，協助聽障孩子有更充份、適合成就自己的資源，以發展自我的潛能。
好好談性教育，孩子就會懂！
與南部特教學校學生的交流
◎黃俐雅（人本基金會南部辦公室工作委員）
在南部特教學校性平事件案量不斷累加的當下，我們要求校方要有作為：通報、調查、輔導、責任追究、後續補救措施等等；同時，讓學生有療傷的眼光、保護和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概念，也是我們在乎的。
於是我自願，義務在該校的國小、國中部，各進行一場性教育的演講，並且有手語老師協助翻譯。演講的內容有性生理、衛生保健、身體自主權、隱私、情感的表達與拒絕、性別平等。
演講過程中，孩子們的踴躍提問，使得有些我原本想談的事情被打斷，但提問就是他們的疑惑，這比我想說什麼更重要！孩子們舉手舉的此起彼落，熱烈程度是在一般演講場合少見的，我甚至得幫同時舉手者排序，以免有想提問的孩子被遺漏。
以下，我把一些孩子和我對答的過程整理出來。括弧中的文字，是應答時，我對現場的觀察，以及與自己的對話。
與國小部孩子的對答
孩子問：如果有人對我性侵呢？
我回答：那不是我們的問題，是對方的問題，就像感冒生病了，他需要專業的協助。
孩子問：如果對大人說，大人不相信呢？
我回答：可以自己記錄下來，在何時、何地、對何人說了什麼？對方的反應如何？如果這個大人沒有處理，要再找其他大人，一直找，找到有人幫忙為止。至於沒幫我們的，我們就有機會理解，他們不幫忙的困難在哪裡？
（但是，不處理的大人，該被追究責任！）
孩子問：我在等公車時，如果有人從後面抱住我呢？
（如果要孩子掙扎，他們會不會有危險？嗯，公車站應該在路邊，就算旁邊沒第三者，偶爾也會有路人或車子吧？）
我回答：你可以有掙脫的動作，讓別人看見。有機會掙脫了，就跑到有人的地方，或跑去商家店面求助，也能發出聲音叫他不要這樣。
（可是，有些孩子聽不到自己的聲音，有必要補充別的方法。）
我又答：如果平常只有自己在等車，可以帶哨子，必要時就用力吹！如果有危險，要先保護生命，避免因掙扎而讓自己受到更大的傷害。
（那瞬間，我聯想到我訪談過的一個學生。國小時的某個午後，她因學校月考而提早回家，家裡無人應門，她孤伶伶的徘徊門外，等睡午覺的媽媽起床；沒想到，一名中年男子抱走她並性侵，她無力抵抗，也喊不出聲音…嗯，我得穩住自己的情緒才行…）
我再答：可以找伴一起等車！可以約家人來等車！
孩子問：如果有人對我不禮貌，例如抱我、摸我，我拒絕了，他還這樣，怎麼辦？（在一般學校，我會教孩子說：「你這樣讓我不舒服！」如果對方還是不鬆手，就說：「爸媽和老師都告訴我，要是有人對我做不禮貌的事，一定要讓對方知道我不舒服，也要讓爸媽和老師知道。」可是，眼前的孩子可能無法把話說得很清楚，多數人又看不懂手語，這麼一來，我還真不知道怎麼辦…）
這時，有孩子加入討論，做出咬人、踢人的動作，或表示可以讓一旁的人知道。
與國中部孩子的對答
至於國中部，有幾個提問，讓我印象特別深刻。
孩子問：月經來了怎麼辦？
我回答：用衛生棉。萬一沒帶，先向同學借，保健室說不定也有；不然，把一小疊衛生紙摺兩三層，可暫時代用。
（已經國中了，這基本常識還沒建立，顯然孩子缺乏生理教育。奇怪，學校不是應該要有健康教育的課嗎？）
孩子問：我生的孩子，會和我一樣是聾人嗎？
我回答：我和我先生智能都算正常，而我們生的兒子是智能障礙，所以父母怎樣，不見得孩子就會怎樣。
孩子問：我們和一般人結婚，因為溝通不易，是不是會有問題？
我回答：在座的老師幾乎都是沒有聽力問題的，嫁娶對象應該也是聽人，我來問問你們的老師，看看他們夫妻溝通是不是很容易？
（現場的老師們看起來，是一副難以言喻的無奈樣。）
我又答：看到了吧？婚姻是要靠經營的，溝通本來就不容易！
學生、老師們聽了我的回答，笑成一片。
孩子問：如果我有了孩子，先生不要我了，我要怎麼辦？
（這時，有學生在笑，有老師比了我不懂的手語。）
我回答：不管先生要不要我們，我們都要讓自己有獨立存活的能力，因為有時先生不是不要我們，卻因意外離開人世，我們還是得獨立活著。
孩子問：萬一先生有小三，我該怎麼辦？離婚後生活該怎麼過？
（這時，有老師打手語制止，還有人說：「你是連續劇看太多嗎？問那些不可能發生的事！」但是，學生們誠懇且開放的把困擾提出來，也許是因為平常沒機會，透過前面的演講暖身，以及後面一來一往的提問與回應，促使他們把握機會、解決疑惑；真不知道，他們把這些事擺在心裡多久了？）
從基礎的生理到生命創造、到婚姻經營，在這一連串現實的成人問題中，他們展現了對自己未來的想像。但那些出手制止的老師們呈現的卻是︱你們問太多了，而且這些事不會發生在你們身上！
我想，老師們也許根本不相信他們是有希望與可能的，尤其在愛情與婚姻的追求上，別說鼓勵他們了，那些老師就是認為他們無法有正常的人生。這些訊息，我和孩子們接收到了，而我相信老師們對自己的態度並不自知。
與受過性侵的孩子筆談
也有受過性侵害的孩子和我筆談，我也摘錄如下：
孩子問：如果我不告訴將來的伴侶，我被性侵過，是不是不誠實？
我回答：這不是誠不誠實的問題。這和社會的發展程度、對方的成熟度、以及我們自己的準備度都有關。從小到大，我們也受過很多傷啊！比如爬樹摔下來、騎腳踏車跌倒、跳水溝掉進水裡，可是我們不會鉅細靡遺的把所有意外都告訴別人吧？所以是由我們自己決定要不要說，和誠不誠實無關。
孩子問：我被性侵過，我是不是就不可能有幸福的婚姻？
我回答：你的父母親沒被性侵過，他們很幸福美滿嗎？社會上幸福美滿的婚姻好像不太多，可是很多人都沒被性侵過啊！婚姻是要學習的！
（他滿意的笑著點頭）
有老師曾說，聰類學生本來就有較多的肢體語言，他們有他們的次文化，「那些事」是他們遊戲的一部分，甚至某教授也公開投書這麼主張。但我心裡想的是：一對情侶，只要一方不想有親密行為，都有權利拒絕不舒服的接觸，為什麼聰類學生被騷擾、猥褻、甚至嚴重性侵了，還能被扭曲為那是他們的次文化？還有人說「教了他們也不懂」？這不是疏離與歧視是什麼？
我兒子是極重度智能障礙者，在他十八歲以後，想自慰時，會自己進房間並關門，他不只聽不懂話，也不會叫媽媽，但他也學會了尊重自己的隱私；我做的，只是尊重他的身體，並相信他慢慢會懂。
他小時候，在戶外忍不住要小便時，我沒恐嚇他說「不准被別人看」，或呈現出「這很丟臉」的態度；有時擔心嚇到別人，我會一邊對別人說：「我兒子想要小便！」一邊協助他轉身，對他說： 「我們轉過來喔！」或溫柔的說：「別讓人看我們尿尿！」非以一種外來的監控要求他，而是以他為主體的給予關心照顧。
智能障礙者都能教，聰類孩子的智力是正常的，甚至是聰明絕頂的，誰說不能教？倒是做出殺人放火這類嚴重暴力事件者，很多是感官功能正常的人耶！
曾有人問我，特教老師該具備何種條件？我想，或許「有心」最重要，就算技巧不太好，心會帶領我們用比較對的方式來陪伴孩子；要是光有技巧卻無心，怎麼呵護生命的希望？寫到這裡，我想到校車上發生性侵事件時，有學生急切的向隨車老師反應，老師卻只是要他回去坐好，而讓事件繼續進行；我想問，特教老師在養成過程中，能不能起碼不要失去對這種事的感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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