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年11月人本教育札記：是叢林還是煉獄？某特教學校性侵案報導

◎煉獄，能轉為天堂嗎？
◎事情，早在當年就發生了
◎從八件到一二八件—為什麼人本要開記者會？
◎是悲劇，還是數字？—「某特教學校性侵案」第一次記者會觀察紀事
◎充耳不聞、視而不見、隱匿不報、見死不救？ 學校是叢林，還是煉獄？
◎驚爆七日紀事—教育部聞聲能救苦嗎？
◎這所學校能喊無辜嗎？
◎也許，只是有毛病。— 人本調查負責人張萍的心路歷程
◎特教老師怎麼想？— 兩位現場教師的經驗與想法
◎春風，吹不進校園？— 特教專家談「特教學校性侵案為何發生？」

煉獄，能轉為天堂嗎？

◎編輯部

人人都說，世事有兩面—光明與黑暗；但是大家或許都沒想過，學校也可以有兩面—天堂與煉獄。

有一所學校，坐擁一百七十八位教職員，而學生是三百四十位。

有一所學校，每年人事費用是一億五千萬，還享有國立學校的種種補助。

有一所學校，創立已逾百年，從日治時期就開始招生。

看到這些條件，任何人都會認為這所學校是孩子的天堂吧？

然而—

也是這所學校，發生一百二十八件性侵害／性騷擾案（以下簡稱性平案件），卻有教職員知情不報。

也是這所學校，校長告訴媒體︰「只有七十一件。」

也是這所學校，其主管機關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在調查過程裡，放任性平案繼續發生。

隱匿成性、對孩子的苦難無感，而主管者又不能確實督導，這樣的學校，會發生如同煉獄的事，也不讓人意外。

天堂般的資源，居然發展出煉獄般的事件？相信有許多人對此感到憤怒與不解吧？人本也是。

既然憤怒，就不能再讓同樣的事發生。所以，多年以來，人本協助該校孩子與家長處理相關事件，並一路追蹤關切；最終，人本發現，無論學校或主管單位，始終沒有改變消極的心態，因此不得不決定揭露此事。在本次特企中，我們整理了案例、回顧了召開記者會的決策過程，並且記錄了記者會及會後所引發的效應，向您呈現；透過這些文章，您將能看到我們的思考、官員們的推諉，以及最重要的—特殊孩子們的境遇。

而既然不解，就必須釐清事情的根本原因。為此，我們拜訪了兩位第一線的特教老師，以及曾協助處理類似事件的退休教師，與台灣師大特教系的杜正治教授，分別從現場、特教大環境、性教育等角度，分析這次的事件。

且容我們邀請您，翻開書頁，一起耙梳事件的經過、探索事件的成因—唯有越來越多人瞭解這些孩子的處境，重視特教體系的問題，煉獄才有轉為天堂的可能。


事情，早在當年就發生了…

◎張萍

本文所記錄之案件，發生於多年前，為人本基金會第一次處理這所特教學校的性侵案件，亦為該校所發生之眾多生對生性侵案的縮影—校方缺乏教育專業、對學生求救置之不理的程度，皆令人匪夷所思。

當年，我們還以為本案只是該校的個案；然而，我們就在本案中，看到教育環境如何忽視特教弱勢學生的受教權，而後要求國家對本案負責—纏訟三年的國賠訴訟，終於在二〇一一年初定讞。

Ａ生的遭遇

Ａ生，一位因母親懷孕時感染德國麻疹，導致天生聽障，善良而愛笑的女孩。

即便父母事先知道異常，仍然不忍放棄這個成家後的第一個新生命，勇敢的把她生下來。特殊學校的老師在巡迴輔導特教生時，大力鼓吹去讀特殊學校，Ａ生國中畢業後就到特殊學校就讀。

Ａ生住在學校宿舍裡，看不慣弱智的孩子被其他同學集體欺負，她不願意加入「欺負者」的行列，於是成為了「被欺負者」。心疼的父母到學校打算把孩子帶回，輔導主任卻說：「可以通勤啊，即便早上七點來，也可以去宿舍或輔導室看書、等上課。」「學校都有守衛，很安全。」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教育，想像著孩子將來能有更好的未來，父親不辭勞苦，開始了兩年多風雨無阻、橫跨縣市的接送。

沒想到，學校竟然派完全不會手語的新手特教老師（該老師大學是特教系，主要修習課程多為智障類，但現今的特殊教育教師證是不分障別的）來當聽障班導師，熱心的Ａ生還當起老師和同學間的翻譯，又幫忙製作班級壁報。只是，Ａ生被老師禁止和男同學講話，並告誡「小心墜入情網！」想減肥的她，中午沒去餐廳吃飯，被導師指責：「一個人在教室很危險，出了事情誰要負責？」愛笑的她在學校裡還被科任老師叮嚀：「不能對男生笑，對男生笑就是表示對他有意思。」Ａ生回家後不時跟媽媽說：「學校好奇怪喔！」

升高三後的一天清晨七點多，Ａ生被同樣早到、陌生的學弟Ｂ生強拉到廁所性侵害，想反抗的她喊不出聲音，封閉的廁所內也沒有任何緊急求助設施，她被打耳光、掐脖子無法呼吸，試圖逃走又被抓回，事後還被恐嚇不能說，否則要找黑社會老大殺她全家。

九月底，導師在批改日記時寫下：「有事一定要過來跟老師講，我會幫妳處理！」Ａ生便在日記寫下「Ｂ生來說：要不要上床，跟我做愛，我說不好！…我說：不要帶我去上床。別煩我，頭痛，疼。」然而這篇日記卻一直沒有被批改的紀錄，Ａ生也逃不出一再的性侵傷害。

半年後，Ａ生忍無可忍，終於鼓起勇氣兩次寫紙條向導師求助，紙條上寫著「昨天早上…我回來學校沒有人去教室，我自己一個人走路看到沒有人…有一個男生的名字叫Ｂ生，…來兩次來叫我上床要不要，我說不要，他被我做愛，別煩我…李老師不要告訴Ｂ生…以前他說我別告訴我媽所以告訴老師，罰Ｂ生以後。Ｂ生會生氣告訴黑道老大很多男生。…Ｂ生和黑道老大的朋友殺手刀我…。我很煩昨天晚上我睡不著，今天我希望要告訴老師。可以法律的話。」卻未獲置理。

只求自保的校方人員

Ａ生說，導師很忙，曾說：「老師幫你，誰幫老師？」Ａ生之後又再被性侵。回家後，媽媽發覺異樣，馬上通知導師，導師辯稱，自己誤以為只是性邀約。接著林校長來電要媽媽把女兒嫁給對方，又說要代表Ｂ生家長來談和解。林校長一再要媽媽高抬貴手，否則校長自己會被記過。

學校在媽媽堅持報警處理下，不得不進行校安通報，通報單上寫著：「女學生這麼早到學校，校方不知情，致釀成憾事。本校通知學生和住校（教師）都在七點半到校，今後若有家庭因素必須早到的同學，訓導處會安排列冊集中留置在辦公室，訓導人員和導護輪流加強巡視校園，特別是幾個死角。…加強兩性教育與危機處理。」

通報單上並建議：「聽障生與導師的溝通解讀未必一致，五月四日（指Ａ生寫的紙條）導師也看不懂學生講什麼與寫什麼？學校很需要監視器與緊急按鈕的裝設，發生危機時，學生根本沒聲音求救。」隔日在警察局偵訊時，學校導師及組長都趕到，組長打手語問導師：「你是否事先知情？」導師點點頭。這一切都被懂手語的媽媽看在眼裡，媽媽感到非常心痛與不解！

媽媽帶Ａ生來人本求助，我們立即要求學校依據〈性別平等教育法〉展開調查。林校長竟然表示，此案已進入司法，學校毋須調查。我們請校長看法條，並直接傳真申請調查書給學校。之後，人本代理家長出席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，接受調查小組訪談，發現校長非但是調查小組成員之一，甚至一再發言干擾調查進行及辯解；調查小組中的校外成員，不得不一再提醒校長，其身分是「調查人員」。

在國家賠償協調會議中，我們赫然發現導師手上還有Ａ生的日記本，當場要求返還卻被拒絕，只好發文向學校申請發還日記，學校仍回函拒絕發還。我們再次申請交還受害學生之個人物品如日記等，否則要告侵占罪，學校才以存證信函寄還日記。之後法院開庭傳訊導師出庭作證時，林校長以大動作並發出聲響企圖影響導師陳述，被法官當庭喝止。我們在高院，也曾向法官申請調出本案調查小組訪談錄音資料，學校卻說已經遺失了。

Ｂ生怎麼了？

父母離異的Ｂ生，一直到小六才被發現是中度聽障，因此國中才到特殊學校就讀、學習手語，並得到成績優良的獎狀。升高職部時，媽媽帶Ｂ生去高職科教室，卻找不到Ｂ生的名字，才知道被分到了體育實驗班。

原來學校為了怕減班裁員，向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申請體育實驗班，打算招收學校附近國中的一般生，但招生人數不如預期，便在未徵詢學生及家長同意下，把不喜歡運動的Ｂ生等人放在體育實驗班，以湊成開班人數。體育班上午是一般學科，由一般老師授課，下午則是體能訓練。體育班導師表示曾經問校長「班上為什麼有聽障生？」校長說，有「身障奧運」。

媽媽表示，開學沒多久，體育實驗班導師去家庭訪問，導師說他不會手語，他認為讓Ｂ生等數名聽障生編在體育班是不恰當的，建議媽媽向學校反應；Ｂ生的國中導師也說，別的學生受體能訓練時，聽障生自己在一旁玩，根本學不到東西。媽媽後來和其他體育班聽障生家長一起向學校反應，學校才讓聽障生下午回到聽障生技職課程上課。

媽媽說，Ｂ生讀體育班很不習慣，同學大多很陌生（非聽障生），讀自己不喜歡的科目，上課又聽不懂（非手語老師教學）。導師也曾向媽媽表示，Ｂ生剛開學時情緒很糟，不願意和老師互動，不理不睬不配合。媽媽說，出事那天，她在上居家照顧課程，學校沒有找到她，她當時也沒有委託學校去女方家裡談和解。雖然媽媽在刑事庭上一再提出和解的誠意，最後，Ｂ生被高院判有期徒刑三年，並發監執行。

Ａ生與Ｂ生，都是被國家教育忽視的弱勢孩子。

Ａ生的父母多麼後悔把Ａ生送去特殊學校就讀，學校非但沒有給孩子更好的教育，甚至重創了他們的心肝寶貝。在重建與訴訟的路上，我們看到兩個學生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，而負有預防校園性侵害責任的學校卻置身事外，便建議Ａ生父母改走國家賠償，深明大義的Ａ生父母，立即決定撤回對Ｂ生的民事賠償訴訟，改提國家賠償。

經過漫漫長路，一審敗訴的挫折，終於在今年初，二審宣判勝訴並定讞。化小愛為大愛的母親說：「提國家賠償並不是為了要錢，就算給我一千萬，我也不願意女兒被性侵；提國家賠償，是希望以後所有的特教生都能受到政府的重視，不要因為他們是弱勢者，就輕易被犧牲了。」

為了給所有特教孩子更好的未來，我們陪著所有的父母和孩子，共同面對國家機器，要求國家必須負起責任，積極保護每一個弱勢孩子。


從八件到一二八件︱為什麼人本要開記者會？

◎留佩萱

從不當管教，到性平案件。

早在多年前，人本就開始接觸這間學校，當時，人本南部辦公室主任張萍處理了該特教學校生對生性侵案件，之後打了三年的國賠訴訟，在今年初終於國賠定讞；三年前，人本也再度處理了該校師對生性侵案件，並在揚言要去學校去拉布條抗議後，學校才肯將老師解聘。

一年前，也就是二○一○年的八月，該校多位家長向人本申訴，但申訴的內容不是性侵案件，而是學校裡的不當管教—包括老師長達三個月不讓一位智障學生進教室上課、學生在宿舍照明不足及照顧疏失的情況下跌倒，導致眼睛失明、學生被老師打傷縫了數針…等。

二○一○年十月，人本又接到投訴，表示該校九八學年度發生了六件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（以下簡稱性平事件），九九學年度才剛開學，又發生了兩件。接到申訴後，張萍開始訪談案件的學生和家長，並且在十一月底，去學校拜訪了校長。

在校長室裡，張萍詢問：「學校有這麼多性平案件？」校長回答：「對啊！」接著拿出鑰匙，打開上鎖的抽屜，取出一份文件，開始唸每一件性平案的案情；唸完後，校長得意的說，他已經在學校裝了大量監視器，也把身心障礙的門都上鎖，學生要使用時要向老師拿鑰匙，並且還在宿舍門口掛了鈴鐺。校長的這段話，讓張萍覺得不可思議—她完全看不到從教育的角度去改進和解決問題，僅看到學校改善硬體設施；但由硬體去防堵，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，更何況，掛鈴鐺和上鎖，實在可笑。

於是，張萍向校長表示，依照〈性別平等教育法〉，校園發生性平事件，應該組調查小組調查。校長說：「家長已經道歉了，還要調查嗎？」為了說服校長，張萍解釋：「如果家長一時覺得不用調查，但事後覺得委屈，這個行政責任可能會算到你身上；你身為一個公務員，不依法行政，萬一監察院來追究責任時，要付出代價的是你。」張萍一說完，校長馬上承諾：「既然這樣，全部案件都組調查小組！」

但是校長事後並沒有如他承諾的全組調查小組。於是，我們找了長期關心身心障礙者的陳節如立委，在二○一○年十二月十四日與學校、教育部中部辦公室（以下簡稱中辦）開了協調會；當時，性侵案件短短兩個月內就增加四件，已經達到十二件，於是有人建議開記者會，但張萍認為，應該要給學校和中辦機會處理。會議中，學校在外力的壓迫下，再度承諾要組調查小組，人本也將參與協調會的發言稿，交給教育部陳益興次長。

案件越滾越多，新案不斷發生。

隨著調查小組進入學校調查，案量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，至二○一一年五月初時，已經達到了四十多件。

雖然教育部與學校已經開始調查，性平案件還是層出不窮。一位剛入學的新生，從去年九月開始被性侵十多次，直到今年四月底才被調查小組發現；五月底調查結束後，該生竟又在六月初被性侵。當這位學生的家長被通知到校時，訓導主任和輔導主任都對他說：「學校不能保證孩子的安全！」這位家長很生氣—孩子以前受到的侵害，學校不知情就算了，但為什麼都知道了、調查完了，孩子還會受害？而當這位家長揚言要去找媒體揭露後，校長立刻趕到家中安撫家長—這是孩子長期受害以來，這位家長第一次與校長碰面。

更令人訝異的是，調查小組調查出更多舊案的同時，新案也不斷出現—這麼多的受害者與行為人，學校卻不自認有責任要給這些孩子相關心理諮商與治療的資源。張萍向學校的輔導主任表示：「北部某間學校發生了四件案子後，心理諮商及社工團隊就立刻進駐學校協助，你們是國立學校，如果等不到社會局資源，當然可以跟主管機關教育部中辦要求。」輔導主任的反應竟是：「那是長官耶！」言下之意就是：怎麼可以為了小孩的事情，向長官要東西呢？

學校新案不斷發生，我們又找了陳節如立委，在六月十日再度與學校、中辦開協調會。會議前，我們設定了目標：要讓專家團隊進駐學校以及辦理特教評鑑。當時並沒有要「接管」，而只是希望有專家小組，帶著不同的眼光去協助學校，因為以學校現有教職員的眼光，根本看不見問題。為了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專家，我們列了特教領域的名單，一一打電話去詢問，在詢問的過程中才發現，原來這間學校的評價早就極端負面；與我們一起開協調會的台師大張蓓莉教授，就曾在二○○四年到學校輔導，但卻發現，整間學校僵固到無法動彈。

要不要開記者會？

但是六月協調會的結果，卻完全沒有達到目的，讓張萍非常不滿。所有的人都認為：如果學校有誠意要解決，就該給學校機會，但這就好像，一個有毒癮的人嚷嚷著要自己戒毒，不讓人幫忙。

如果以一位企業家的觀點，一旦公司有很多問題，一定是做整體公司的診斷，而非個案的處理；但是學校與中辦的思維邏輯卻恰恰相反，他們只想要維護現有體制︱和「自我保護、自我防衛」比起來，孩子的問題根本不算什麼。

到了八月，張萍收到了家長轉交的學校性平報告。雖然已經知道問題嚴重，但看了報告裡鉅細靡遺的內容，那麼多的隱匿與知情不報，那麼多的受害者、行為人與把風者…這已經不是件數和次數的問題了，而是可以形容：整間學校一塌糊塗。

於是，張萍和人本執行長馮喬蘭開始討論，要不要開記者會？但六月協調會的結論，清清楚楚寫著要給學校機會到十二月底，這樣，怎麼理直氣壯在九月時開記者會呢？

決定要不要開記者會的過程，張萍和喬蘭非常猶豫，因為對象是小孩。人本從來沒有開過「生對生」性侵案的記者會，因為我們沒有要責怪任何小孩，何況又是特殊族群的孩子，如果開了記者會，社會大眾很容易把焦點放在孩子身上：「你們看，特教孩子就是會這樣！」我們擔心，特教生會被污名化。

但念頭一轉，或許，學校就是這麼想，咬定沒有人敢監督他，就開始為所欲為。

根據人本案件調查的統計，歷年來每學期的案件量都非常平均；並沒有因為裝了更多監視器或是換了校長，性平案件就下降。並且，學校完全沒有意識到是教育出了問題，只覺得是硬體設施、以及小孩的問題︱但學生有問題，在教育上老師難道都沒有反應嗎？

學校的案件量已經泛濫到孩子的一舉一動都需要被監視：洗澡時，浴簾只能拉一半；晚上睡覺時，宿舍管理員會掀棉被檢查。但有趣的是，學校的老師卻又將性平事件合理化為：「這是在玩遊戲。」「這是人的本能需求。」這些教職員一面說是小事，另一面又去掀孩子的棉被、裝監視器，這就表示，他們心中其實是有不安的。但他們卻沒有好好轉化心中的不安，將孩子照顧好，只用掀棉被、裝鈴鐺等方式來消弭心中的罪惡感。

如果孩子曾經向大人求助，大人不但不理會，也不阻止行為；在那種情況下，我們可以想像，孩子一定會說服自己：「這是合理的。」漸漸的，他對這些事情不會有是非對錯的界線，很可能會認為：「這是我們這個環境的消遣，是生活中的一部分。」這樣想，當我們得知現在三十八位行為人裡，至少有十二位曾經是受害者時，也就一點都不意外了。

這環境，也不是兩、三年造成的，而是幾十年來都有著同樣的狀況。尤其當張萍提到這所學校每年有一億五千萬的人事經費時，喬蘭更是生氣：「明明知道裡面的人不行，國家憑什麼花這麼多錢，又戕害小孩？就拿這一億五千萬來重新聘人總可以吧？根本不用另外增加預算，就可以把這間學校整頓好！」

於是在八月底，張萍和喬蘭決定了要開記者會。她們認為，如果仍然是舊有的這群教職員，狀況就永遠不會改變，孩子也會認定自己永遠就是這樣子；但如果孩子能夠重新看待自己，就有機會改變。

要求專業團隊接管學校，才有改變孩子處境的可能！

初步決定要開記者會之後，換成人本的董事長史英來質問：「學校已經在處理了，而且也都說要給他們機會到十二月底，那到底為什麼要開記者會？」在史英的追問下，張萍哭了，她說：「我也幫這些孩子找過其它就讀的地方，但是找不到；他必須回去一個你知道會出事的地方，而他也真的再出事了。我沒辦法眼睜睜的看著孩子待在這麼可怕的學校。」

當然，把案件揭發是不夠的，張萍和喬蘭同時討論了之後該怎麼處理—那就是，這間學校需要專業團隊接管。開學後，學校又發生了性侵害及性騷擾案件，雖然再度發生案件並不意外，但對於學校遮掩不通報，張萍氣憤的說：「根本是目無法紀！」這也讓我們更確認了開記者會的必要。

記者會前幾天，喬蘭接到了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羅清雲科長的電話，請我們不要開記者會，並且說：「九月二十三日（週五），教育部中央性平會的調查報告就要出來了，調查小組會去和學校談，人本可以一起去談。」當他發現我們執意要開記者會時，又改口：「啊執行長我知道啦，就是你們一定會開。那你們要不要下個禮拜一再開？這樣禮拜五調查報告出來後，你們也比較清楚要開什麼。」事後回想起來，喬蘭發現羅科長根本是在胡扯︱中辦根本沒有權力去指揮中央的調查小組，怎麼可能和學校開會？

終於，人本在九月二十一日舉辦了「充耳不聞、視而不見、隱匿不報、見死不救！︱學校是叢林，還是煉獄？」記者會。把事情揭露，就可以解決問題嗎？我們不敢肯定。但我們能確定的是，如果不揭露，學校會永遠維持原狀。


是悲劇，還是數字？「某特教學校性侵案」第一次記者會觀察紀事

◎王士誠

「死一個人是悲劇，死一百萬人是數字。」這是前蘇聯領袖史達林的名言；要是他還在世，不曉得會怎麼看超過一百人次的性侵事件？是悲劇，還是數字？

史達林的看法，不得而知；但在人本今年九月二十一日召開的記者會上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多數人確實認為這是巨大悲劇，可是竟也有人真的視之為數字—即使他們嚷嚷著要「查到哪，辦到哪」！

以下，讓我們透過本次記者會的一些片段，來看看這次事件呈現出哪些悲劇，而又是誰，竟把悲劇當成數字？

悲劇一：教育部在調查，學生在受害！

其實，說教育機關視人命如草芥，是不公道的；記者會一開始，人本董事長史英就提到，他們也「頗有一番作為」，他說：「學校早就組織小組調查，教育部也召開過性平會議；至少從去年十月開始，就已經有各種調查展開。

「但是從五年前，人本第一個案子之後，事情就沒有停過。三年前發生過師對生性侵案，加害的老師遲遲沒有被解聘，直到人本去電說要拉白布條。

「去年十月，我們只知道八個案件，可是經過幾個月的調查，竟有一百二十八件！」

這一百二十八件中，行為人、被害人各有三十八人，亦即，該校共有七十六位學生與案件有關，佔學生總數四分之一。目前，還不斷地有新案件被查出；而從去年十月，教育部開始調查至今，還一直有學生受害。

「所以我們覺得，不訴諸社會輿論是沒有用的。」史英這麼說，「我們只有一個要求：請教育部組成專家團隊，接管學校，讓學生的生活上正軌。」

悲劇二：大人犯的錯，小孩要負責？

之所以要求教育部另組專業團隊接管學校，實在也是因為，我們看到一些現象後，難以再信任現有的團隊。

記者會上，負責本次事件調查的人本南部辦公室主任張萍，說明了孩子的處境：「小學部宿舍是大通鋪，晚上還有幹部或者生輔員掀被子檢查；浴室只有簾子，而且為了『安全』，還要求學生洗澡時不可以完全拉上，生活沒有隱私。

「有孩子在校車上看到性侵，告訴隨車員，被交代『回去坐好，不要管』；也有孩子長期被學長侵犯，宿舍生輔員不聽他投訴，導師聽了之後說『他很好，你很壞』。

「孩子到處求助，到處碰壁，只能眼睜睜看著事情發生，也不知道這些事的對錯；當他跟著做，被發現了，卻可能被轉學、退宿！」

另一位家長接著說，他屢次看到學生在校內猥褻其他孩子—地點包括校長室旁的樓梯間—告訴校方後，得到的答覆是：「小孩在玩！」

這所學校的孩子，往往從幼兒園入學，直到高三畢業才離校。這麼長的時間裡，孩子處在沒有隱私、分不清人我界線的環境，每天看著性侵、性騷擾事件在眼前發生，甚至自己就受害，而校方卻沒有積極作為，他們尚待養成的身心會被扭曲到什麼程度？這實在不是常人可以想像的。

而無需想像的是，一旦這些小孩被發現有性侵行為，大人必定會要他們「負起責任」：退宿、強制轉學，甚至遭到司法追訴。「五年前，我們處理了一個案子，行為人被判了三年，現在還在牢裡。小孩沒有隱私、沒有受性教育、沒得到任何幫助，這不是大人的錯嗎？可是當小孩要面對法律時，大人卻要他們負責？這是什麼道理？」張萍提出質疑。

由此可見，現有的團隊難以讓孩子正常成長，我們也只能將希望寄託在「另組專業團隊」之上了。

悲劇三：教育部的數字，對學生沒有幫助。

既然要組專業團隊，當然就必須與行政機關溝通，我們因此行文該校的主管機關—教育部中部辦公室，請藍順德主任或黃新發副主任出席；只邀請這兩位的原因在於，組團隊一事，要有相當的決策權，除正副主任以外，中辦的其他官員應該沒有這種權限。

一如我們預料的，藍主任公務繁忙至極，雖然孩子需要他的眷顧，他也迫於無奈，難以到場，只能委由黃副主任代為出席。這樣也很好，無論是藍主任或黃副主任答應組成專業團隊，效果都相同。

然而，黃副主任遲遲不現身，我們聯絡了他的秘書，得知他在記者會的同一時間，正主持一個早已預定的會議；他為什麼在一個時間裡安排兩個會呢？我們不知道。

但是我們知道，中辦沒有漠視這件事，因為特教科的羅清雲科長親自來了。羅科長怕在場的人不知道中辦重視這件事，花了五分多鐘告訴大家許多數字，包括：中辦已懲處三個隱匿的校內人員、專案小組已對該校提出四個改進方向、教育部已派五人調查小組到校視察、中辦已在去年十月向教育部提出報告…

羅科長唸著手上的資料，不知何時方休；這時，有記者舉手發言：「科長，時間寶貴，我想問一下…」問題尚未出口，科長的手機響了，他在記者面前接起手機，開始講話；記者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頭轉向史英：「我請教史老師好了，請問，從去年調查開始到現在，有沒有再發生案件？如果有的話，就表示中辦的處理無效！」話講到這裡，科長正好放下手機，記者於是把眼神挪回他身上：「請『簡短回答』！」

「目前看到的案子，很多是從民國九十四年發生，處理到現在的…」羅科長說到這裡，史英問道：「那麼，你是說沒有發生新的案子嗎？」「我不敢保證。」「所以你知道有發生嘛！」

科長不回應這個問題，又開始講中辦的處理進度。張萍接過話來：「我去年十一月拜訪校長，他告訴我，已經裝了很多監視器，宿舍門口也掛上鈴鐺，但是事情卻一直發生。近一年來，相關的七十六個孩子，只有一個受害人得到諮商，另一個行為人有行為處遇計劃，我想請問科長，有人幫另外七十四個孩子嗎？」

羅科長仍然想讓大家知道中辦的努力：「我們很認真在處理，邀請了勵馨和人本加入，台南女性權益促進會也受邀協助…」張萍回應：「勵馨和人本加入，是六月和陳節如立委開協調會，她要求校方邀勵馨和人本；女權會的呂主任告訴我，學校只找她開了一次會，就說她支持不繼續調查，但是她根本不知道有這個結論，她要找機會抗議！」

羅科長不再強調中辦的勇於任事，而是提出對人本的「期待」：「我想，人本還是要注意保密，不要造成任何人再度受傷。」

對這樣的期待，史英提出問題：「如果只要有人談這件事，你們就說不要傷害學生，那麼要如何救人？剛剛我們的所有發言，有指名道姓嗎？有洩密嗎？怎麼會傷害學生？

「中辦也告訴人本，等這週五調查報告公佈後再開記者會，免得傷害學生。但是我們仍然決定今天開，因為我們知道，教育部說關心學生，卻從來沒和學生談過話，調查報告不會有內容！」

悲劇四：威權者見死不救，自欺欺人！

人本想救孩子，田秋堇立委很清楚。她告訴在場所有人：「幾個月前，人本來找我談這件事，我當時就提議開記者會，但是人本的工作同仁跟我講說，他們想給學校機會，他們正在跟學校溝通，因為問題太嚴重了，他們希望學生可以不要在壓力之下，就是希望說不要在媒體曝光的情況之下，看還有沒有什麼機會，學校趕快來處理好這些事情。但幾個月下來，人本發現情況沒有任何改善，除了開記者會，不知道還能怎麼辦。

「我不了解，教育部長總叫人穿粉紅Ｔ恤反霸凌，可是對性霸凌卻沒有作為？平常學校只要有一件性霸凌，就很嚴重了，這所學校卻天天在上演，教育部怎麼還一直在開會、調查？如果教育部官員的孩子受害，他們還會繼續開會、調查嗎？我想不會的。教育部見死不救！」

東吳大學陳瑤華教授也持相似看法：「這類事情發生不只一次了，正規制度都不動，常常要人本來作，這是正規制度的羞恥。我在想，中辦主任今天不來是不是就因為覺得羞恥？」

她進一步分析「羞恥」的意思：「我們的文化認為，受性侵是一種羞恥，是不應該說出來的；校方會感到說了很丟臉，除了因為這反映出他們管理失能，更因為他們覺得性是羞恥的、被侵害是羞恥的。

「但，這是在制度裡發生的問題，只能在制度下解決，所以當然要公開討論解決的方法。說要為『學生利益』而隱藏事實，是自己騙自己，這才是羞恥！

「剛剛也提到了，特教學生舉發性侵，不被採信；不採信的那些人，有把特教生當作一個有權利的主體來看待嗎？還是說，那些人就是有權、是菁英，不用聽別人的話？如果這樣，人權就是空話，就是一種威權。」

事實上，人權也好、威權也罷，記者會上的這些論辯，都不能拯救孩子；只有進入現場、接觸孩子，才是化解這一連串悲劇唯一的方法。就如史英所言：「有人說我們可能對學生造成二度傷害，我們覺得不會；因為，如果真的去接觸孩子和家長，就知道，沒有什麼傷害會比他們現在的處境傷得更重。」

這讓我們想起，羅科長「期待」人本不要再傷害學生；這也讓我們想起，羅科長—及其所屬的中辦—從未進入校園，和孩子說說話。提起這次事件，羅科長「們」總是滿口數字與進度，唯恐大眾不知道他們勞苦功高。

這讓我們不得不懷疑：難不成，這群人和上個世紀殺人如麻的狂人史達林一樣，從不「把人當人看」？—上百人次的苦難，對他們而言，不過就是數字。

這，或許才是整個事件中，最讓人感到沉痛的悲劇吧？



充耳不聞、視而不見、隱匿不報、見死不救—學校是叢林，還是煉獄？

人本教育基金會九月二十一日記者會新聞稿

學校成了煉獄，並且是現在進行式！

某特殊學校在這兩年，爆發了多起校園生對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（以下簡稱性平事件），本來「爆發」是個調整體質的機會，但是學校所有的動作都是在外界逼迫下進行，已經失去自我檢討與調整的功能，沒有主動要求外界提供資源以改變現況，進展十分有限。

在性平調查報告中，小六學生紛紛表示：「我不想講以前發生的那些事，因為有人會打我，雖然他們可能不知道是我說的。我怕說出來的話，會和學長打架，他下午放學後在操場遇到我，對我比中指和做愛的手勢，我不理他，而且我擔心他會打我。」「○○告訴我，等我畢業去中學部，中學部所有的人都會找我、打我…在學校曾經被人欺侮過，但是告訴老師都沒有用。」

這些孩子總是提到打，在受侵害時，他們如果不服從加害人，就會被打。當他們說怕被打時，就是在說：好怕到了國中部，還要被侵害。

對於小學部畢業的受害人要進入中學部就讀，學校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預防措施，使得提心吊膽的新生在開學第一週便開始受害，包括洗澡被偷窺、在宿舍被摸屁股…讓我們不得不忍痛揭發此案。

校園性平事件叢生，係結構性問題，已非單一個案。

根據統計，兩年內爆發的一二八件性平事件中，有六成的案件係在現任校長任內發生或持續進行；事件的受害人有三八人，行為人有三八人，約佔全校學生人數的四分之一；三八名行為人中至少有十二人曾經是受害人；被移送法辦者至少七人，有一人在押中。行為地點更遍及學校的教室、廁所、宿舍、浴室、圖書館、校車，以及老師家、學生家、火車上。其中發生在校園裡有三九件，宿舍五○件，校車上三一件，也就是校園（含教室、廁所）佔三成，宿舍（含寢室、浴室、廁所）佔四成，最離譜的是：校車上竟然佔了四分之一。學校到底怎麼了？分述於下：

學校被動通報、被迫調查

該校九五到九七年度共通報九件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，平均一年三件；但在九八年十一月，監察院彈劾三名不通報的校長及主任後，學校於九八年度通報了六件；九九年十一月，我們到學校拜訪，要求依據〈性別平等教育法〉組專家小組展開調查。校長得意的說學校已經「大量裝設監視器、把身心障礙廁所上鎖、在宿舍門口掛鈴鐺。」接著問：「家長道歉後，還要調查嗎？」在我們施壓下，學校不得不組專家調查小組、啟動調查程序。在調查小組陸續查出多起知情不報的案外案、緊盯學校務必依法通報的同時，新的案件仍持續發生，九九學年度通報之個案量竟然破百。

罔顧基本人權的叢林生活，所有人都是受害者。

根據調查，許多學生自幼便住宿，睡的是大通鋪；洗澡時，浴室沒有門，只有浴簾，並且還被要求不能拉上，非但沒有隱私，常被偷窺，冬天更冷得發抖；睡覺時，甚至會被宿舍管理員或學生幹部掀棉被檢查。這些孩子從小就過著沒有「人我界線」的生活，而學校的性教育課程，也沒有教會孩子如何保護自己、不傷害他人。某男童甲自幼住校，小二開始遭到學長性侵，到小六時已有至少八名學長、同學侵犯他。然而：

1侵害甲男的同學Ａ在小二時，即被宿舍管理員發現在浴室遭學長性侵害，宿舍管理員沒有通報；Ａ也曾在校車上被學長性侵害，可是當他告訴導師時，導師說：「他很好，你很壞！」當他告訴宿舍管理員時，管理員說：「不聽，我不想聽！」學校非但不通報，也沒有通知家長。等家長多年後被通知退宿時，已經事態嚴重，A被移送司法偵查。

2侵害甲男的學長B，在國二時就被學長性侵，高一時在宿舍又被學長及同學性侵，學校仍是不通報，也不通知家長。B曾兩度向生活輔導員反映：有學長帶A片至宿舍房間輪流播映，生活輔導員說：「知道了，這是秘密。」沒有立即制止，也沒有通報。後來B生發現宿舍管理員也在自己的房間看A片。

3甲男表示，曾向宿舍管理員及老師反映某同學上他的身體，卻沒有下文。某日，某國中女生在校車最後一排座位上，被集體性侵而大聲呼救。甲男聽見後，立即從校車前方跑去中間找隨車員求助，沒想到隨車員的回應竟是「回去座位坐好，不要管！」

充耳不聞、視而不見、隱匿不報，讓學校成為煉獄。

還有更多案例：

1有目擊性侵學生投訴，導師告訴當事人不可以做，卻沒通報。導師說：「我覺得他們是在玩鬧，那些孩子可能對我們認為嚴重的事情覺得是好玩…」

2導師的學生輔導紀錄寫著「今天某老師告知：該班學生透露○○在車上被六年級○生抱抱及親嘴。經調查確有其事。處理方式：通知家長」，但老師依然沒有通報。

3某教師助理員的工作日誌記錄某生在專車上親吻女生，生教組長也在日誌上蓋章了，還是沒有通報。

4甚至連行車日誌上都寫了「○○強暴□□，□□很害怕」，訓導處一樣不通報。

5有孩子說：「四年級時，我想把○○在校車上發生的事告訴宿舍老師，可是他不想聽我說。五年級時也把這種事告訴導師，導師有聽我說完，但是導師覺得○○是好學生，所以不相信。 」「我看到別人正在做類似的事，去告訴老師，可是老師都不管。」

6有孩子說：「宿舍老師看到我們在浴室××，有叫我們去罰站，導師叫我們去表演給她看。」但學校還是不通報。

7有孩子說：「我看到調查小組的老師來很高興，因為我覺得老師幫我很多，其他的老師都不聽我說的話。上個星期四晚上，我本來和○○睡一起，宿舍老師叫我睡遠一點，我不聽，他就打我又踹我肚子，我覺得好痛，這件事我告訴爸爸了，可是生教組長和導師都不相信我說的話。我怕告訴你們這件事之後會被老師處罰。」

8生活輔導員說：「曾同一天在校車上看到數起事件，告訴宿舍管理員，但他說是小事，叫我不要記錄。」「沒有人告訴我們性平事件要通報。」

如果說學校是煉獄，製造煉獄的手難道不就是這些師長的手？

學校不僅不作為，還要掩蓋真相！

學校被動不作為也就算了，還要遮掩、淡化事實，例如：

1某件宿舍性侵事件沒有組調查小組，由生教組長調查，該案以雙方合意結案，而組長調查時由此案得知另一性侵案，並由導師通知受害家長，但性平會的調查結果通知卻變成了性騷擾。

2九八學年度的六案明明都沒有組調查小組，學校在今年六月報給立委及教育部的一覽表卻謊稱都有。不知情的專家被學校找來徵詢意見，之後卻被學校拿來背書稱：「議決九八學年度校園性平事件無重啟調查之必要。」學校不敢啟動調查，到底是在怕什麼？或者說，學校堅持不調查，是因為沒什麼好怕的？

3校長在立法院報告時，口口聲聲說宿舍管理員人手不夠（聲稱只有一二人，實際上連同生活輔導員有二○人），既然如此，為什麼還把人力長期挪去當教師助理員？如果宿舍管理員、生活輔導員的認知及管理不足，沒有把性平事件記錄下來報告主管，就算人手再多，又有什麼用？即便記錄了，也報告了，學校仍置之不理，又有什麼用？

4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不思檢討改進學校的教學及行政管理效能，反而把矛頭指向調查小組過於認真，查出滾雪球般的黑數，一度打算新案都不要邀請校外成員，以免再度衍生案外案。家長會長堅持要有外聘成員，調查才會客觀公正，竟被性平會決議拱出來擔任調查小組成員。

5家長在接受調查前，連續接到兩通生活輔導員的電話，叮嚀「問什麼都答不知道。」生輔員究竟如何知道調查時段，而能事先打電話關說？

6有導師屢屢以避免二度傷害為由，不願意班上學生配合性平調查。我們不知道她是出於對法律的無知，還是要掩飾事實或自己的無能？

性平調查應該是保護的開始，然而在煉獄卻不是。

該校的性平調查，並不能保護學生，例如：

1某受害學生於性平調查時說：「我不想講以前發生的那些事，因為有人會打我…」事後果然被學長比中指及拉衣領打，然而校方卻不知情。

2某入學就被性侵的國中新生，到隔年四月底才被發現長期受害，訓導主任對家長說：「孩子還在成長，管理上沒辦法面面俱到，我沒辦法百分之百負責。」六月初，孩子在宿舍再度受害時，訓導主任說：「我們會加強宿舍管理，宿舍已有改善，但不能保證不會再發生事。」

3在七六名當事人中，直到現在只有兩人得到專業心理諮商及處遇協助。一名多次受害的女學生說：很害怕上學，住在宿舍還是會作惡夢。家長苦等不到專業心理師協助，只好自行帶帶孩子就醫，服用抗憂鬱劑及安眠藥。

學校各項管理與教育問題

聽障班導師竟然不會手語

不會手語的新進特教老師竟可以擔任聽障班的導師，更有擔任五年聽障班導師者，受邀至少年法庭協助班上受害學生接受調查時，無法以手語溝通而被撤換。我們很難想像日常教學要如何進行？該師怕聞汗臭味、禁止學生下課去打球外，還會任意打學生頭；如此，對於該班除了一位多重障礙學生外，幾乎全部淪陷的情況，我們也就不意外了。

大鍋飯IEP，沒有專家參與，毫無特教專業。

全校學生同時開IEP（個別化教學計畫）會議，甚至有全班家長圍桌一起開的情形！這種大鍋飯式的IEP會議，完全不顧當事人隱私、看不到教育專業，只是形式上虛應故事罷了。

顧教師飯碗，不顧教學品質。

由於該校中學部的辦學品質無法吸引聽障學生前往就讀，擔心減班裁員，因此近年來大量招收中重度智障生。但中學部原有老師的教學經驗及專長是聽障，根本無法因應變革；就有導師因無智障教學專長，竟連續三個月禁止智障生進入教室，將其留置訓導處，無人聞問。

特教學校竟然犧牲特殊生的受教權、優先照顧一般生！

六年前新成立的體育實驗班招生不足，學校不徵詢學生及家長的同意，就大剌剌的把特殊生排進專收一般生的體育實驗班湊數。就算實驗班導師不是特教老師、不會手語，也無所謂。

學校長期有問題，教育部中辦卻不動如山。

該校三年前發生老師長期猥褻學生、被同學錄影事件，學校以老師有精工專長、比賽得過獎，且上有高堂老母要養，所以遲遲不解聘，完全無視於女學生的自殘及焦慮，我們聲稱要去校門口拉布條抗議後，學校才決議解聘。

學校的充耳不聞、視而不見、隱匿不報，並不是這幾年才有。早在多年前，就有受害女學生多次寫紙條及週記向導師求助，都遭置之不理。我們以學校廁所沒有緊急求助裝置及導師知情不報為由，提出國家賠償訴訟，經最高法院判決國家賠償定讞，成為首件校園生對生性侵事件的國賠案例！殷鑑不遠，學校卻沒有得到任何教訓，難道是因為教育部疏於向相關當事人究責、求償，導致學校不痛不癢，繼續無感嗎？

我們從去年十月受理申訴，十一月拜訪校長，未能促使學校正視問題後，於十二月十四日透過立法委員陳節如召開校務協調會。會前，我們把發言文件交給次長陳益興，希望教育部能重視此案。半年間，性平事件像滾雪球般爆增，到今年六月，陳立委召開第二次協調會時，總數已達五一件。我們質疑教育部未能執行〈特殊教育法〉的評鑑業務，導致學校的教學及行政管理弊病叢生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卻以「沒有評鑑指標」為由，表示礙難執行。似乎用這句話，就可以保障教育部中辦毫無作為，學校的教學再差、IEP再混、管理再亂、辦學再爛，也不會有人監督、評鑑。

我們不得不於六月中旬再向教育部提出檢舉，迄今已逾三個月，尚未看到結果。

與其靠學校亂舞，不如專業團隊接管。

從學校的處理反應模式，我們看不出他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。當性平事件叢生，在外界監督下，校方再也藏不住知情不報的事實；當被追究懲處時，有主任說：「做錯事的是學生，為什麼要處分老師？」原來，連要把吃案的教職員被移送考績會，都有人為同事打抱不平。

當家長要求學校提供安全的住宿環境，且因無法接受校方說法而表示「如果學校不好好處理，要自行處理（找媒體）」時，從該案事發後從未出面、未打過電話、更沒有請主任轉達過關心的校長，立即驅車前往學生家中安撫。難道校長的責任是阻止事件上媒體嗎？校長向該家長表示「每天」要載受害學生上下學，遭家長婉拒後，竟還對外宣稱有此苦勞，教育部長吳清基竟因此與校長握手，說：「你辛苦了！」

而當調查小組向訓導主任要資料時，主任竟說：「調查小組不能涵蓋所有指揮權，只要校長批示同意，我就可以給…」「要校長同意，才可以給你生輔員報告。」校方這種態度，又如何能依靠他們整頓校務？

〈教育基本法〉第八條明文規定：「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，國家應予保障。」〈特殊教育法〉第一條則規定：「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之國民，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利，充分發展身心潛能，培養健全人格，增進服務社會能力，特制定本法。」每個孩子都有權利要求國家提供安全的教學環境及適性課程，一個自許為文明的國家，對於弱勢學生的教育，理當有更多的關注與監督。

如果讓孩子離開學校時帶著一輩子的傷痛，學再多的國文、數學又有什麼用呢？如果政府每年耗資一億五千萬元以上，聘用一七八個大人，照顧三四○個孩子，還不能讓孩子平安回家，請問：到底又是誰失明、失聰、失智、失能、失格？

為此，人本教育基金會要求：

1教育部應立即撤換校長、指派專業團隊接管學校、向全校學生及家長公開道歉。

2教育部應立即引進心理師及醫師、社工師團隊，定期協助受害人及行為人心理復健，以確保所有當事人得到應有之諮商、處遇或治療。

3教育部應積極追究中部辦公室及學校相關人等之行政責任。

4教育部應全面檢討特教政策，並依特殊教育法實施評鑑。

5各級法院在受理該校學生涉及之性侵事件時，懇請考量此非單一個案，而是整個校園結構性失能所致。我們何其忍心，讓孩子一人承擔所有成人的過錯？



驚爆七日紀事

教育部聞聲能救苦嗎？

◎人本教育基金會

驚爆1st  日

我們開記者會，為的是爭取專業團隊能到該校協助小孩。而當天下午，教育部也提出回應。

當我們趕到教育部時，該校校長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（以下簡稱中辦）黃新發副主任已經開始說明。現場記者不斷追問校長案件情況，校長不但答不清楚，還不斷說謊，包括將某些事件淡化成性騷擾，也無法說明白今年新案的件數，連他特別去安撫家長的案件都被漏掉沒有計算在內。記者當場要求校長去電學校問明白究竟幾件，最後記者留到晚上，等著校長何時算清楚案件。

在這種狀況下，所謂專業團隊、協助小孩，通通不在教育部的回應內。

驚爆2nd 日

本案經各媒體大幅報導，震驚社會，而前一日校長的一句︱「只有七十一件，沒有人本說的那麼嚴重啦。」更讓許多人沸騰了起來，壹電視標題直接就下：「笨蛋，問題不在數據！」

眼見社會氛圍如此，教育部次長陳益興與中辦主任藍順德一起出面鞠躬道歉，並聲稱「查到哪，辦到哪」，同時派了一位中辦的駐區督學到校督察。然而，各方仍然在追問，「孩子呢？孩子需要的協助在哪裡？」

而人本也發表了〈無能接管學校，不如趁早下台〉新聞稿（詳見二○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新聞稿），繼續要求專業團隊。

驚爆3rd 日

在媒體追問之下，教育部長吳清基首度為此案致歉（事實上前一天中國時報就下了個標題∣煉獄校園管不動，部長該道歉），並在媒體面前稱校長勇於任事。以官僚體系文化習慣，部長要維護體系內人，並不奇怪，只是，到目前為止，對於民間要求專業團隊，始終沒有正面回應，也沒有提出來，要如何立刻協助該校小孩。

這一天，人本與幾個民間團體：全家盟、勵馨、台少盟等，和田秋堇委員一起召開「專業團隊儘快接管學校，小孩早日脫離煉獄」記者會。各團體不僅認為專業團隊重要，還提出這個案件必須提高層級，要到行政院會層次列管才行。

在這記者會中，我們也回應了吳部長所稱的「勇於任事」。當調查小組要向主任拿生輔員報告時，主任說：「要校長同意才能給你，調查小組沒有指揮權！」甚至，生輔員打電話給家長，要家長在接受調查時說：「什麼都不知道。」當張萍請校長將八件案子依法調查時，校長竟回說：「家長都已經道歉了，有需要調查嗎？」這些行徑，讓人懷疑校方能否與學生為善？

而中午，吳清基部長一改早上態度，發佈人事調動，將該校校長調離職務，由中部辦公室專門委員代理校長。然而，這仍不是讓專業團隊去協助小孩。我們發佈了新聞稿〈敬告吳清基部長〉。（詳見二○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新聞稿）

人事令發佈時，校長正在學校召開記者會，找了些家長（包括與所有事件無關的幼稚園部家長），向地方記者細訴他們的委屈與看法。從隔天媒體報導看來，這場記者會對校長來說，算是成功。甚至影響到有地方記者前來善意提醒人本，認為人本是被利用，才會出面開記者會。這我們倒是可以體會，去年十月，我們也曾被校長言語感動，還期許他能一改該校數年來不聞不動的惡質腐朽文化。

只是，長官的位置也很重要，所以，校長還是進行了交接。事實上，就我們來說，孩子比這些官的位置，重要太多。但這些人在紛紛顧位置的同時，對於孩子的需要，毫無回應。

驚爆4th＆5th 日

雖是週末，但該校仍然很忙碌。代理校長主持親師座談會，剛被調職的前校長竟也現身同台。根據在現場的家長所言，兩位「校長」都透露出「風頭若過便可『恢復正常』」之意，包括被調職的校長有望復職。

在這麼重要的座談會上，所談的竟是個人小事，而非教育大事，實在令人遺憾。可能有些家長在歷經風風雨雨後，期望學校能提出一些「辦法」、「作法」或是「計畫」，好讓人對未來有些期待。然而，中部辦公室的介入，似乎沒辦法讓事情往專業解決的方向走，反倒是全面籠罩在行政體系的陰影下。於是，我們又發出一份新聞稿〈吳清基部長應該為此負責〉（詳見二○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新聞稿），再一次呼籲教育部，快做對的事情。

驚爆6th 日

為了直接與地方媒體對話，我們在當地開了記者會。

一開始便有記者詢問，為什麼人本一直堅持要由專業團隊來接管學校，我們也趁機說明心志︰「由專業團隊接管，就是以孩子為中心，並且由專業角度出發，來做接下來的規劃。如果由原有行政體系接管，就會變成，原有行政體系在干擾本來可以立刻提供給孩子的教育，譬如前一天學校的親師座談會。」

當然，記者也質問：「為什麼人本一直要求專業團隊，但是教育部邀請了卻又不加入？」。我們在〈敬告吳清基部長〉那份新聞稿中曾提到，如果是由中辦接管學校，專家團隊等於也被行政接管了…如果專業團隊不具備行政權、指揮權、決策權，於實際情況無能助益。

另外，記者質問數字問題，也就是校方說是七十一件，人本新聞稿是一二八件，會不會是人本掌握了些學校不知道的案件，而隱匿不報，有違法之嫌。這個提問非常有趣，現場我們完全沒料到有人會從這角度質疑。他並不說是學校隱匿，反倒要說是舉發的人隱匿，一般社會人士恐怕不容易理解。但只要從官方角度想想，也不難體會，假使我是校長，總不能再被說：「你竟然搞不清楚學校有多少案件！」而得要說：「是不是人本掌握了什麼我不知道的案子，但人本也沒來告訴我。」從這方向去理解，就可以理解這個提問了。

事實上，我們掌握的案件，都出自於學校，只是計算基礎不同：一個孩子如果被八個不同的人侵害，我們會計算是八個案件，因為每一件都有其要被考量的處遇計畫。但校方或說官方很可能將這些叫做一案，開一個案號，因為「一個受害小孩」。而有趣的是，「舊案號」卻有新案子，官方將新案併進舊案，不加數字。譬如，某孩子之前被侵害而登記有案，當他又被侵害了，就算在之前的案子裡，不開新案。這種作法，可以有效讓數字比較低，但卻無視每個新事件，都該再檢視一次「新處遇計畫」。

總之，這個質疑一提，除非去和通報中心比對資料，否則不能確定狀況。我們倒也很願意去比對資料，並在記者會後已經將我們所有的資料提給通報中心（目前為止還沒收到結果）。

當天，該校陳老師也來到了現場，他起身比了手語，現場靜默片刻後，開口問：「你們連手語都不會，怎麼去調查？筆談能夠正確嗎？你們口口聲聲說要保護孩子，但卻把情節赤裸裸的展示在所有社會人士面前，那孩子還要不要見人哪？」可惜他發此言時，我們還不知道這位是該校資深老師，否則可能會直接問他：「如果按你邏輯，你不是更應該可以了解小孩，可以調查，可以保護小孩嗎？我們筆談，小孩都和我們交心了，你用手語難道還不行嗎？」更何況，這麼多年來，小孩被侵害的事情持續發生，談什麼保護呢？我們從不認為孩子不可見人，倒是認為孩子不可見人的人，有可議之處。

當時，陳老師還繼續表示：「你們有讓社會大眾了解到整個前因後果嗎？不然就這樣斷章取義、移花接木實在是太容易了。我看過第一天的記者會，其實有一些不是真的。」我們追問：「請問哪一些不是真的？」老師回應：「譬如那個家長，他說他先備案，再冒著生命危險到台北去，其實這不是真的。」咦，我們還以為他是要說我們記者會的內容呢。後來我們又問：「你的意思是說，他沒有這麼危險？還是他沒有去備案？」，老師：「對，沒有這個樣子。」咦，到底是沒哪樣子？於是我們又問：「不好意思，到底你說的不真實是什麼？」結果老師又說：「其實有些東西是移來移去，接來接去。」

當我們要繼續追問清楚，現場突然有記者要求我們不要打斷老師的發言。我們一直不能明白，依據什麼，陳老師可以指控我們移花接木？還是說，他並不需要依據什麼，只要指控。真可惜，假使我是記者，我會很想知道，憑藉什麼可以這樣指控。

在這個記者會，我們也正式提到「不排除走法律途徑」。

驚爆7th 日

教育部性別平等委員會調查小組的調查結果出爐。

調查結果說明了學校有重大缺失：「部分案件未依法調查處理性平事件」、「未妥善保管調查檔案資料，使得資料遺失」、「未落實檢討校園整體安全，以致學校再度發生事件」、「加害人輔導未落實，導致一犯再犯，輔導紀錄卻予以結案」、「未落實性別平等教育」。

而吳財順次長在記者會中，也直接表明，校長與中辦，都有相當責任並將追究。

這些內容，我們在去年立委所主持的協調會裡，就提出來了。當場，校方、中辦都在。當時我們也要求：應積極追究學校和中辦督導不週之行政責任、立即籌組特殊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之專家學者團駐校整頓，確保學生安全，並且要全面監督特教生之受教環境及品質。

現在，只是再證明一次，這些都該做。

而對於此報告，我們也發表了〈對於「教育部對某特殊教育學校發生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說明」我們的回應〉新聞稿。（詳見二○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新聞稿）

七日之後

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安排教育部在九月二十九日就此案進行專案報告。吳清基部長在現場三度感謝人本，但卻始終不肯鬆口要讓專家團隊擁有實權。至今，由訓委會組的專業小組仍稱為「專業輔導諮詢小組」。完全符合吳清基部長在立法院所稱：「專家指導，我們行政會配合執行。」也就是，別人別插手，原有體系自己來。

另外吳部長也改口說校長「不適任」，於是，我們發了新聞稿〈不適任嗎？部長〉。（詳見二○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新聞稿）

截至目前為止，前任校長被調進中部辦公室，學校仍在中辦管理之下，諮詢小組也固定到校訪查，至於孩子的輔導資源、相關計畫、則是等待中。


這所學校能喊無辜嗎？

◎黃俐雅

人本舉行特教學校性侵事件的記者會後，社會輿論譁然，也對教育部與該校校長、老師造成不小壓力；長年被掩蓋的教育失能，一掀開來，臭不可聞。然而，校方仍不遺餘力為自己辯護，說「只有七十一件」，用此質疑人本，甚至告知各媒體，人本是被利用，而且可能是被舉發的家長利用…

無論件數多寡，學生都需要幫助。

件數的計算，彼此基礎可能不同。一個孩子被八個行為人在不同時間侵犯，人本會計算成八件，校方可能因為是一個被害人，所以算成一個「案號」。然而，是八是一，都不能避掉，這九個孩子通通需要協助，而其他知情或旁觀學生也需要被照顧的事實。

然而，就算是數字計算方式不同，校方到底能喊什麼冤？也許就是這種「忘記了學生的無辜，而以為自己無辜」的局外人心態，使得他們在第一時間的反應模式竟是：「只有七十一件」。也就是這種不肯面對事實，不肯承擔學校整體教育改革的校方，才會在別人指出錯誤時，回指：「你們說我錯，是被利用啦！」一昧模糊焦點，只是自我防衛，而不是清清楚楚地針對別人指出的錯誤，加以說明。

在人本記者會後，校方說空間設施已有調整；然而，人本五年前受理該校第一樁性侵案（此案經高等法院判定國賠成立）時，早就要求學校依性別平等法改善—性平法對學校空間有所規範，而且已通過七年，校長的說法是昭告天下該校違法多年的事實嗎？

目前調查已確定的七十一案中，有三十案是近兩年內—也就是甫被調職的周校長任內—發生的。他說不能把上任校長任內的案例算到他身上，又凸顯他對性平法的無知—縱使是畢業多年的學生出面舉發當年的性平事件，現任校長仍得受理！

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，取決於如何對待弱勢。

有記者質疑，為何有那麼多家長把學生送去？我想說兩件六年前發生的事，提供某些「送去就讀」的觀點。

其一：當九個月內被性侵八次的受害者找我們時，我們要求校長馬上啟動性平機制（通報、組調查小組、引進輔導資源）。當時的林校長說，自己當過性平委員，很清楚法院已介入，學校不用這麼做；我向她解釋，並傳真法條給校長，還提醒違法的後果，相關程序才啟動。她對家長說：「你女兒受害，你也有責任。」甚至建議讓受害者嫁給加害者。我們在深入了解這個案子的加害者後，也才得知他是校務運作下的受害人：在單親家庭長大的他，小六才被診斷出聽障，國中就讀此特教學校，畢業時有拿獎，且將直升高中部的古蹟維修班，報到時卻找不到名字；原來，校方沒有告知，就將他編進體育班了。體育班由一般生的校隊組成，因人數無法成班，由聽障生湊數，該班導師面見校長說：「我不會手語，無從帶起。」校長說：「可是，有聽障奧會啊！」中辦核准學校設班，而該生因無法上課，體能課時，選手作練習，他只能閒蕩！目前，他在服刑中，是人本認輔對象。

受害家長希望她女兒的遭遇，能喚醒國家對特教生的重視，只要能讓廁所有改善，讓諳啞學生發生事故時有求助鈴，縱使官司敗訴也值得。五年往返法庭的滋味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盡。我在此，想說個後台話：國賠協調會議失敗時，對方律師寫的紀錄須與會者簽名，我告訴她，學校扣留受害學生日記的事沒寫，她不理我，我再度要求把此項列入記錄，她仍把我當透明人；悲憤的我，只好字字清楚的說：「雖然紀錄沒有寫，你們都在這裡，除了天地，你們都知道這件事！」 那次以後，我對律師有了更深層的認識！

其二：有媽媽曾無助的說：「要先把女兒的子宮切除了，才送去該校。」背後的心酸與無助是—學校不能保護我女兒不被性侵，又沒別的地方可以去，有被性侵的準備，但無論被性侵幾次，起碼不會懷孕；在身障者無法享有基本人權的社會裡，她怎能有信心讓女兒養育下一代呢？所以生育權比不上還有學校要收留重要！我乍聽把子宮切除的說法時，一時不相信這是在我所處的國家裡，這已不是教育之恥！這是台灣之恥！—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，不是看他們怎麼對待弱勢嗎？

為何學校會辦成這樣？

有人對人本協助受害者打國賠官司生氣，質疑少數人做錯事，為何要納稅人承擔？實際上，國賠後，教育部可再對有責任的公務員個別索賠；上述的情緒，其實是在爭對錯，是對不負責的中辦與學校生氣。但我個人想問的是：為何政府每年編列一億五千萬元以上的納稅錢，讓校長把學校辦成這樣？還不知編列多少錢，讓該督導的中部辦公室把學校縱容成這樣？

有人問我，怎麼還會有同情校長與學校的聲音？—這些聲音甚至包括了教育部長。幾經思量後，我有一種大膽的的猜想：我們文化中有強烈的因果觀—若不是那些人前生怎麼了？今生怎會生得如此？於是，照顧他們的師長也許自覺「是在積德」；也許有人認為：「沒了師長，那些學生和家庭怎麼辦？」這種思維是不是視殘缺者次人一等而不自知呢？

或許，我們可以再更深層的自我檢視一下：如果一般學校有四分之一的學生捲入性侵事情，我們是否就能毫無疑問的譴責「師長未盡責任」，並深深的「替學生與家長感到無辜」呢


也許，只是有毛病。
人本調查負責人張萍的心路歷程

◎留佩萱

在這次某特教學校性侵事件的媒體相關報導中，都可以看到一個名字—張萍。就像提到「蘇案」時，一定會想到為了蘇建和三人奔波的蘇友辰律師；而在人本教育基金會所處理的校園性侵害事件中，張萍總是在台灣各角落奔波。

該校家長，是在去年十月向我們投訴這個特教學校的種種問題，包括性侵性騷事件、IEP（個別化教育計畫）、行政管理等。那個時候，張萍正準備要留職停薪，休息沉澱。

連續好幾年，張萍奔走花蓮、台南、高雄，處理校園體罰案、校園師對生性侵案，常常得要照顧創傷極重的孩子跟家長。尤其要陪好幾個家庭出庭，在法庭上壓力都很大，即使是受害者，也常要被當加害者檢驗。

雖然知道，這是告老師、告政府的代價，但對每個家庭來說，煎熬都大，往往他們都會發出嘆息：明明是我的小孩受害，為什麼現在像變成我是找麻煩的人？在這個體制，想要到一點公義，很辛苦，打國賠官司要的是國家、政府、學校負責，但有些人的嘴臉讓這些家庭無端承受「愛錢」的屈辱。這些，張萍比誰都明白，他得承擔下壓力，但他同時也必須是這些家庭最強而有力的肩膀，最溫暖堅定的懷抱。

要張萍開記者會、到校門口拉布條、到縣市首長面前討公義、去監察院檢舉、到法庭上說真相…這些都不是問題，為爭是非道理，都不怕。然而，當這麼多受苦的面孔，總在心裡揮之不去時，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，不免油然而生。有時，在開車來回法庭的路上，張萍便忍不住放聲大哭，為何而哭呢？「不知道啊，反正想到，就控制不住。」

在這種狀況下，隨著好幾個歷經多年的重大案件終於落幕，張萍決定得暫停一陣子。然而，此刻，卻接到了特教學校的申訴。

「那個時候張萍打電話來，口氣很煩惱，只有問我怎麼辦？」人本執行長喬蘭說起去年的狀況：「我一下子也不知道怎辦？這案子一聽就知道問題很大，而能夠掌握狀況，了解校園性侵，又可以照顧人，加上在南部的，那就是張萍啦，但在這種狀況下，我實在不敢逼她。」

喬蘭完全聽得出，張萍放不下這個案子，卻又渴望可以處理先前所承受的創傷；然而真的叫張萍不要接案、先顧自己，是不可能的，張萍自己都說：「我看不下去啊，忍不下來啊，這些孩子很慘耶！」於是，她們商量議定，張萍還是留職停薪，但是負責特教專案。

於是，張萍開始跑學校跟校長溝通，到數個縣市訪談學生、家長，聽孩子告訴她「老師講不聽」（意思是，跟老師講，老師不聽），陪著小孩接受性平會調查。想起一開始陪小孩調查，張萍也忍不住又提高聲音說：「真地沒料到耶，本來以為一件兩件，結果一個小孩就講出七、八件，發生地點越說越多，圖書館耶，真是誇張。還有校車，更扯。還說出另外好幾個小孩也有，我真地嚇一大跳。就算之前想過會這樣，直接聽到小孩講出來，還是很嚇人。他們的學校生活耶，怎麼會這樣？老師在幹什麼？」

為了讓小孩平復接受調查的壓力和心情，張萍與另一個這個案子的工作人員慧嫻，會特地帶孩子去海邊走走，邊玩邊講。當然，偶爾有機會也得與家長聊聊，如何和孩子相處。有一個孩子，因為是行為人，必須上法庭；在這過程中，才發現，過去他也是被害人，當媽媽知道自己的小孩這些歷程，很愧疚，覺得自己對不起小孩，常常說著就哭了。

張萍只能安慰媽媽，並讓媽媽知道，從現在開始，一切都可以補回來：「我們會陪妳啊，我都這樣跟媽媽說，可是我也會想，為什麼就他們倒楣，這個教育是國家辦的耶！」這個孩子讓張萍心裡也很疼：「小孩一開始搞不清楚，為什麼他這樣做是錯的，以前人家這樣對他，為什麼老師都沒有怎樣，跟老師說，也沒有人被處罰啊，所以他不懂，他錯在哪裡，他還得面對法庭，實在很慘。」

然而，像張萍這樣的陌生人，小孩又不認識她，怎麼會願意把事情告訴她呢？「對齁，為什麼齁…」她愣了一下，想了一想：「我也不知道耶，或許，我會照顧他們的心情，會先介紹我是誰，我為什麼要來。」張萍繼續說：「或許，我們的態度都比較不是在責怪他們吧！像談話時如果小孩回答得很慢，有些家長會不耐煩，我們會勸家長不要那麼兇。我覺得小孩可以感受出來—這個人是不是真正關心他、願意聽他說。」

一位家長就曾經告訴張萍：「孩子很喜歡你們來。」因為那孩子每天放學都一定跑去打電腦，可是張萍去的那天，小孩放學後就一直在客廳裡走來走去。「可能小孩覺得和我們在一起反而是安全的吧，不會被異樣看待，所以孩子都還蠻願意說的︱他們以前也沒機會說這些，或是想說也沒有人要聽。」張萍說。

外界看張萍，有說俠女者，有說愛炒新聞者，有說拯救小孩的天使者；凡是封號，張萍最怕，不過這些都影響不了他的心。筆者想起在立法院記者會上，張萍原本拿著報紙、非常憤怒的駁斥校長的謊言，但是當她提到了多年前人本處理的性侵國賠案件時，卻激動的哭了：「現在知道學校有這麼多性侵案件，我再回去看多年前處理的案子，我很心痛。因為那位男學生也可能是受害人；可是我當時並不知道這間學校問題那麼嚴重，我沒有想到這個行為人可能也是受害人，所以在法院時，我沒有幫他求情，他被判了三年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出獄！」看來她的初衷都只是想為孩子做些事，讓孩子有人的尊嚴，過好一點的日子，一旦有小孩受苦，她就受不了。

說到此，突然想起，張萍本來不是要留職停薪，休息整理之前所承受的生命之重嗎？「哈哈，對齁！」張萍竟然又是笑笑兩聲︰「不知道咧，反正就有毛病，看不下去。」


特教老師怎麼想？

兩位現場教師的經驗與想法

採訪 ◎黃福惠　整理 ◎編輯部

在前面的文章裡，我們看到了這次事件中，校方與官員們的一些不合理作為。然而，在教學現場，老師們才是要角；到底，老師們如何看這件事？他們所受的師培訓練是否適合現場所需？他們在現場可以怎麼作？

我們請到兩位第一線的特教老師，針對這些問題，談談他們的作法與看法，整理如下：

高職特教學校啟智班老師岳祥文：

在師範學校所學，與進入教學現場之間，我認為還需要很多學習來彌補。我剛從學校畢業進入現場時，總覺得這領域沒什麼專業，不過當時有一位老師在研究所進修，接觸很多更專業的內容，也直接把理論拿來現場用給我看，我才開始有意識要「加強專業」。

不僅是特教，這種銜接上的落差應該是師範體系普遍的情況︱國文很強的人到國中教書，但怎麼讓孩子對國文有興趣、不那麼枯燥無聊？我聽過很多朋友遇到這樣的問題，這在師範教育裡，沒有很認真被對待，都只是被點到為止，不會深入的去討論。

在教學現場會遇到的問題，譬如班級經營、和家長互動，怎麼形塑一個班級的風氣或課程規劃…這些我們在學校學的時候，是沒有感覺的，也比較沒有整體的概念。在師範學的東西和現場是脫節的，它不是一個讓老師進到現場，就可以用、可以上手的東西。

在我的教學上，我會把孩子看成不同的個體，因為教育本來就應該要符合個別孩子的需求。我會讓孩子有機會做選擇，把內容和流程簡化、提供更多的協助，讓身心障礙的孩子也能做到同年齡孩子可以做的事。

比方說，如果要討論校外教學去哪裡？對於一般孩子，老師就會帶他們分組討論，而特教孩子一樣可以分組討論。我會先找好幾個點（設定範圍，而不是讓孩子漫無目的的找），並把一些如「票價」或「有哪些東西可以玩」的問題設定好，讓孩子去上網找資料（班上大概會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中度智能障礙的孩子可以做到）、再協助他們向全班介紹。

在我們學校裡，每個學期都會教孩子性教育：認識自己的身體、人我界線、隱私權、身體的隱私部位、什麼叫性騷擾／性侵害？遇到了該怎麼處理？我們會請講師來演講、放簡報或影片讓孩子看，也會做實際演練。「重複」對智能障礙的孩子來說很重要，所以老師一陣子就會提醒一次，隨時讓孩子感受到這件事情是重要的。

如果看到或聽到孩子之間有性的試探或彼此觸摸，我一定會處理。有些孩子的確不太知道人我界線的分際，我們要告訴她：「你是女生，我是男生，哪些行為不可以。」在特教學校裡，就要不斷重複提醒孩子。

之前學校也曾經有兩位男學生要合意在廁所發生性關係，還好我們及時發現，後來也持續追蹤輔導了一年多。輔導的角度並不是「不能同性戀」，而是這個行為在未成年的情況下發生是不適當／不合法的，而根據目前的法律，教育人員如果知道，一定要通報。

關於這次的特教學校事件，我認為是校方沒有積極處理學生的後續輔導。感覺上，那間學校的老師對於性侵和性騷事件太習以為常了，完全沒有意識到通報及積極處理的重要，所以孩子才會覺得不怎麼樣—因為大人也沒怎樣—這就變成一種氛圍。

我們學校好幾年前，就開始要求在每位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計畫中、在每個學期都要有性教育目標。假如有性平事件發生，輔導老師，心理師、社工師也都會立刻介入。最基本的像是裝置警報器、攝影機，以及危險區域的教學等，也都會注重。雖然沒有辦法完全不發生，但都僅是零星個案。

這次發生案件的學校螺絲實在太鬆了，整間學校對性平事件完全沒有警覺性，不重視這件事。孩子在這個年紀對性有好奇，的確容易有這樣的行為；可是站在教育的立場，應該是教育單位要負起教育的責任，如果學校能早點意識到這個問題，就不會有這樣的悲劇了。

特教學校啟智教師、兒童職能治療師陳采緹：

這次某特教學校的性侵害事件，我們學校裡的老師常常在討論，覺得想不透。因為我們學校對這類性平事件都非常嚴格的把關，從國小到高職也都一直在進行性教育，如果異性孩子獨處，老師也都會在旁邊。

我在學校裡有教重度智障的孩子情感教育，我會用圖卡去讓孩子辨認：你現在的情緒是什麼？此外，我個人滿重視「自我決策」的教學，這在國外已經非常強調，國內這幾年也有許多這方面的研究。

「自我決策」就是要孩子學會自我決定或自我選擇。我們會設計一些遊戲讓孩子自己決定要不要，並且運用極端選項，比如辣椒和蛋糕，而孩子選擇後就讓他吃，藉由他吃了去感受「很不喜歡」的感覺，讓他知道這是「我不喜歡」的東西，下次就不要去選這個東西。這樣的過程要反覆很多次，孩子才有辦法知道什麼是我喜歡／不喜歡的，什麼是我想要／不要的，從我的教學經驗，小一開始教，到小六時，孩子都可以正確的表達自己的情緒和選擇。

曾經有一位小三的孩子都會用激烈的情緒來表達「他不要」，譬如爸爸叫他吃一點他不喜歡的東西，他就會很生氣的把餐桌上的菜都掃到地上去。可是經歷了自我決策的教學之後，他就會知道可以表達「不要」，我也教父母要尊重孩子的選擇，如果孩子很明確的表達「不要」，那就是不要，之後這位孩子就再也沒有把家裡的餐桌打翻了。

這位爸爸就曾經以為重度智障的孩子沒辦法表達「要不要」，但其實孩子都是可以做選擇的，這是很多人會忽略的地方。

其實智障的孩子很喜歡被撫觸，他會覺得這是被喜歡的表達。而我也會教孩子如果你不喜歡，或那個行為是不對的，那應該要怎麼去拒絕別人？其實孩子是可以學得會的。我們學校也規定每個學期一定要做性別教育，所以我們也會把它列入孩子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教學目標。

對我來說，在教特教孩子性教育和情感教育不能只用說的，還要用演的給他看，雖然可能沒辦法懂得很深，孩子還是會懂。之前碰過一個輕度智障的女生與鄰居哥哥兩人未成年發生性關係，她爸爸很生氣要去告對方，但那個小女生說：「是我自己願意的，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那個哥哥。」智障孩子也會有喜歡一個人的感覺，只是我們要去教她，怎樣的行為才適當。

教孩子情緒是重要的，孩子要能理解別人和自己的情緒，並且知道該怎麼處理情緒？不過因為我教的是重度智障的孩子，所以教的東西比較沒有那麼深層，但是輕度智障、視障、和聽障的孩子，他們的思維和一般的孩子是比較一致的，所以老師要針對孩子不同的情況去設計適合他的教案。

對於啟聰的學生，手語不是溝通的唯一方法，有些孩子有殘餘聽力可以被教口語，有些可以用圖卡溝通，有些可以用通用手勢。其實現在到底要不要教手語也是有爭議的，因為這樣啟聰的學生很容易形成他們的「次文化／聾文化」，像我們常看到一群人圍成小圈一直比手語，但其他人卻都看不懂；溝通包括表達者和接受者，兩者能互相理解，才是有效的溝通，所以教學時會強調溝通表達型式的「透明度」要高，如此一來，不管接收訊息的對象會不會手語，都可以理解溝通表達者所要表達的意圖。此外，手語也有區域性，像是台灣南部和北部的手語就不一樣，所以除了手語，讀唇語、利用殘餘聽力、筆談、口說等都是聽障者表達溝通的形式，學校會視學生的狀況選擇教學。

因為在修習特教領域中手語是選修，四年才兩個學分，所以很多教啟聰學生的老師不一定會手語，但如果老師看不懂學生用手語求救，也可以看表情啊！像我們也會教重度障礙孩子非口語溝通，像是溝通簿、圖卡、電腦、手勢、表情、聲音等。所以學生在表達一件事情的時候，我們不會只看他的手勢，還會讀他的動作、表情、身體張力。緊急的時候，身體張力會比較高，放鬆的時候會比較舒緩，這些都是訊息。雖然我不知道那所學校的學生是怎麼求救的，但我們在對待身心障礙的孩子，不會只依賴一種非口語的訊息。

專業合作是特殊教育極強調的觀念，尤其多重、重度障礙學生的學習多數都需要跨專業合作。美國特殊教育的施行，幾乎所有相關人員都認同專業合作的方式，實務上也確實在進行，但也仍有不知如何有效率合作的困難，因此，有些大學會在培育專業人員時，安排專業合作的實作課程，例如特殊教育系、職能治療系、物理治療系、語言治療系的學生一起修專業合作課程，藉由不同領域學生組成小組做個案，讓準專業人員在職前就已經建立和不同專業合作的概念與能力。

反觀台灣的教育強調競爭，學生從小就沒有被教要和別人合作，也不會強調要和別人溝通協調。可是，幾乎所有的工作現場都需要和人接觸，協調是必要的，特教教師更需要和家長、不同專業協調教學目標和策略。我們在師培課程中，都讀過專業團隊，但實際如何運作卻一無所知；我具有醫學和特殊教育雙重背景，但是在職前教育中，兩個領域都沒有教過我們怎樣和不同專業合作，所以，除非是自己進修或工作場域有這樣的要求、需求，不然，大部分教師、專業人員不會往專業團隊合作的方向走，這其實並不符合特教現場所需。

春風，吹不進校園？

特教專家談「某特教學校性侵案為何發生？」

◎王士誠





一直以來，我們都以「春風」形容良好的教育—無論是「桃李春風」或「春風化雨」，講的都是教育可以如春風般地吹拂學生，讓他們的人生充滿豐潤的生命力。

可是，春風也有吹不進校園的時候。就像這次發生重大性侵案的南部特教學校，即使並非全然不見春風，也是個「春風無力百花殘」的狀態：孩子們得不到春風照拂，只能一一凋殘。

是什麼因素，讓這所資源良好的國立學校發生如此悲劇？要怎麼做，才能讓春風再次吹起？針對這兩個問題，我們請教了曾任台北市特教巡迴教師的郭色嬌老師，以及專研特教性教育的台灣師大特教系杜正治教授，希望從他們的經驗與研究中，得到一些春風再起的力量。

偏差行為，經常是不當對待的結果。

「我想，我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讓人誤以為每個特教生都會有類似的行為。」郭老師說，「相較之下，聽障學生的認知能力沒有問題，但較難與大眾溝通，為了溝通的需求，常常會和其他聽障的孩子聚成小圈圈，朝夕相處，肢體接觸又多，發生事情的機率就會比較高。」不過，郭老師再三強調，這只是相對而言，不是必然；特教生的個別差異很大，不能一概而論，並不是某障別的孩子就一定會有不當行為。

杜教授也提出類似的看法：「特教學校是比較封閉的，例如啟智學校學生的認知能力不足、啟聰學校學生較難與外界溝通，因此學校的環境都算是封閉的，學生的社會網絡也比較小。

「以聽障的孩子為例，他們不容易和他人溝通，學校的社會網絡也不大，本來就很難從社會交流得到性的知識；要是在這既有的小小網絡內，每天都看到性的不當行為，而又沒有人教，他的行為當然也就不恰當—講得難聽點，就是我們常常說的『偏差行為』。」

杜教授指出了一個重點：所謂的「偏差行為」，聽起來相當負面，但實際上也就是某情境下不妥的行為；這樣的行為，對當事人來說，往往既不「偏」、也不「差」，而是他不時看到的「日常行為」。

正如這次某特教學校的案例，有許多是發生在校車、教室等公共場合，卻沒得到即時的糾正，孩子一一看在眼裡；如此不當對待下，孩子若是依樣畫胡蘆，不也可以理解嗎？杜教授講得再明白不過：「或許，一開始只是不太適當的肢體碰觸，而老師沒有反應，孩子們長期看下來，當然會以為這是老師允許，或至少默許的行為啊！而特教環境封閉，學生交流更密切，很容易有樣學樣，事情就會越來越嚴重。」

一顆老鼠屎，壞了一鍋粥。

言下之意，杜教授認為，孩子在性方面有不當行為，老師要負起相當的責任。
然而，身在第一線的教師們，其實也面臨極大的難題。投身特教三十二年的郭色嬌老師很清楚這點：「現在的特教環境，和我民國六十五年剛開始教書的時候完全不一樣。當時，大部分特教學生都依障別進入特教班、或特殊學校就讀。

「可是民國八十六年，特教法修訂，規定『各級學校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其入學』，所有中小學都不能拒收身心障礙學生，也就是所謂的『零拒絕』，因應修法，各縣市開始增設資源班。從此以後，只要孩子的認知能力沒有重大問題，家長們很自然地就會把孩子送到臨近的普通中小學就讀。

「所以，聽障、視障類別的特殊學校學生人數銳減，加上少子化的趨勢，為了充分運用現有資源、避免人事縮編，學校就開始招收伴隨其他障礙類別的學生；啟聰學校有智障學生，啟智學校也有多重障礙學生，特教生態逐漸改變。」

我們可以設想這種情況：你是一個學有專精的啟聰老師，十多年來熱心地教導聽障的孩子；但有一天，班上來了個中度智障的學生，你有辦法教他嗎？

很可能是束手無策吧？這就是特教老師們面對的難題。

「當然，許多有熱忱的老師會去進修，學不同障別的教學法，仍舊認真教書；但是，無論有沒有進修、認不認真，待遇都是一樣的，當然就會有人不想努力。」郭老師這麼說，「不用心的老師只是少數，但可怕的是，一鍋粥裡只要有一顆老鼠屎，就很容易會毀了一鍋粥；一個未盡職責教學的老師，會影響整體教學品質。」

郭老師多年來巡迴各校，協助特教老師教學，她曾親眼看到許多精彩、生動的教學片段，但也會看到這樣的景象：有位老師要國三、智力正常的聽障生摸便當盒，教他「便當盒是硬的」；也有老師試圖教小學部的智障學生hungry和angry這兩個英文單字的差別。

「教學品質良莠不齊，不能因應學生的能力和特殊需求，他們當然對學習沒有興趣。」郭老師說。這段話，讓我們聯想到人本南部辦公室主任張萍曾經提到的：「當孩子對學業沒興趣，生活環境又無聊，他們很自然地就會去尋求生理的滿足。」

行政機關難辭其咎

特教生態丕變，為老師們帶來教學上的挑戰，埋下部份教師棄守教學的遠因，而行政管理未能發揮力量，則直接導致今日的嚴重事端。

教授就點明了校長的管理責任：「這次的事，與校長的作風大有關係。據說這間學校有幾任校長會打壓消息，這麼一來，老師們當然就意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，事情就會擴大。

「而案發時的校長，竟然還在補修特教學分；一個沒有特教知識的校長，要怎麼帶領特教學校？在遴選校長時，就應該把學經歷考慮進去才對。

「另外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既然已經知情，也介入調查，在調查期間卻不能協助學校停止傷害，就是共犯結構！」

行政單位原就應該推行適當的評鑑制度，來加強管理。而現況是：沒有教師評鑑，每個老師不管作得怎樣，都領一樣的薪水，自然會有人想「我為什麼要這麼拼？」而校長也沒有受評鑑，不適任的校長就可能繼續當下去。

而自民國九十八年特教法明定「特教學校應每三年實施一次校務評鑑」至今，中辦仍然沒有訂出合宜的評鑑指標，並且以此為由，不進行校務評鑑，實在不能不說是一種管理的怠惰。

一如郭老師說的：「我對這次事件感到非常驚訝，實在不知道為什麼會發展到這種地步。但如果要說一個原因的話，我會認為教育行政單位、中辦要負責；因為，雖然現場有現場的困難、有複雜的因素，可是如果行政督導和支援足夠，事情絕不可能是這個樣子！」

我們大可以說：固然有一些學生犯了錯，可是原因在於其長久以來受到不當的對待，實在不應受到指責；而部份教師無心教學，當然大錯特錯，但其背後有結構性的因素，似乎也不能把錯通通怪到老師們頭上。然而，握有龐大資源的行政主管機關，若是不能改善、避免類似事件，卻無論如何說不過去。

行政支援專業，從教學著手，設法讓無心的老師離開，學生自然會有良好的學習環境，學校也就重回常軌；而這當中的一個要點是：行政機關必須完全尊重專業團隊，讓「專業」成為校內改革的唯一考量。人本從第一次召開記者會以來，對行政主管單位一貫的要求—把學校交給有主導權的專業團隊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不信春風喚不回

「我覺得無論事情有多嚴重，也不可能整間學校都沒有心存善念的老師。我想只要找到那股善的力量，就能用來翻轉整個情勢。」郭老師說，「我都說『不信春風喚不回』，要相信，只要用對方法，事情就會有轉機。」

郭老師這段話，將第一線老師的重要性表露無遺；行政機關給予再多支援、專業團隊投入再多心力，若是缺了老師們良善的力量，春風仍然可望而不可及。

就如杜教授主張的：「性教育不是一門課程，而是生活的一部份，是要教導學生如何在生活中，與他人恰當地進行和性有關的互動。既然如此，性教育就不該由一門課、一個老師來推動，每個老師都要是性教育老師！」每位老師都該負起性教育的責任，都該發揮良善的潛能。

當老師們致力教學、關注性教育；當行政機關支持專業、切實督導，我們相信，不待大聲呼喚，春風也一定會重回校園。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註︰IEP是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的縮寫，即特教法所稱的「個別化教育計畫」。特教生的個別差異相當大，往往無法如一般生那樣，全體適用相同教材，需要一套適應他們身心狀態的教學方案，特教法因而有相關規定。特教法第二十八條明定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，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，訂定時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參與，必要時家長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參與。」而《特殊教育法施行則》第十八條定義個別化教育計畫為：「運用專業團隊合作方式，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所擬定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」。